主要原因之一是，太平軍幫了曾國藩和湘軍的忙。在成就曾國藩的過程中，作為強勁甚至可怕的對手，太平軍在客觀和主觀上，都幫了曾國藩的大忙，甚至可以說是決定性的忙。
在客觀上，太平軍滅了清政府一直以來最為倚重的綠營，為曾國藩和湘軍受到清廷的最終重視掃清了道路。
自從太平天國起義以來，在太平軍麵前，清政府的經製兵——八旗和綠營就已不堪使用。八旗綠營諸將眾兵畏敵如虎，或聞風而逃，或臨敵即潰。太平軍自永安一路打到南京，竟沒有遇到過一次來自經製兵的像模像樣的攻擊與抵抗。倒是江忠源率領的為數不多的楚勇，在蓑衣渡一戰中讓太平軍將士吃了個大虧，並被迫改道。
太平天國是一麵鏡子，它照出了清軍的腐朽無能，也照出了勇營的大有可為。當時的有識之士已經看出，光靠改造八旗與綠營，已不可能也來不及撲滅太平天國點燃的熊熊烈焰。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團練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勇營武裝，既有著虎虎生氣，又有著許多經製兵所不具備的優勢。特別是曾國藩一手訓練出來的湘軍，竟然抵擋住了風頭正勁的太平天國西征軍，還一舉殺出兩湖，形成了“踞上遊之勢”，欲直下南京之格局。
如果說，太平天國起義的爆發促成了湘軍的產生，那麼太平軍在長江中下遊地區對綠營主力部隊的毀滅性打擊，則在客觀上幫了曾國藩和湘軍的大忙，使他們從戰略助攻部隊變成了戰略主攻部隊。
自廣西桂平金田起義起，至江南、江北大營第二次被打破，綠營始終是追擊和圍困太平軍的主力，也是與太平軍精銳交戰的急先鋒。
1853年太平軍定都天京後，江南大營、江北大營便集結起了綠營中最為精銳的部隊，使之成為兩把對準太平天國首都天京兩肋的利劍。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們對這兩把利劍頗為忌憚，一直想方設法要將之徹底清除。1860年春，太平天國的領袖們為了徹底解除清軍對天京的包圍，組織了第二次攻破江南大營之役。洪秀全親自召開了軍事會議，與洪仁玕、陳玉成、李秀成等共商破敵之策，並製定出“圍魏救趙”之計。依計，李秀成千裏奔襲杭州，攻敵必救，誘使江南大營分兵救援。清軍果然中計，派兵去救杭州。不料李秀成已經星夜返回天京，與陳玉成部乘敵之虛發起猛烈進攻，一舉攻破江南大營，此役使得清軍主將和春自殺，張國樑落水喪生，江蘇巡撫徐有壬自殺身亡，兩江總督何桂清被革職拿問，數萬綠營官兵或死或降，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綠營主力一夜之間損失殆盡。由此，插在天京邊上的利劍被擊碎。
之前，湘軍在長江中遊取得一係列勝利後，雖然受到清廷的重用，但它作為“體製外的軍隊”，始終沒有被清政府納入最可依賴的範圍。清政府的如意算盤是，由湘軍在長江中遊與太平軍鏖戰，而讓綠營在南京地區集結，這樣硬仗由湘軍來打，勝利果實由綠營來摘取。
不料，湘軍雖然是“後娘的孩子”，中遊的戰事也幾經曲折，但能打硬仗的湘軍卻越打越強，逐漸占據了優勢；綠營雖然由國家大力供養和扶持，卻是扶不起的阿鬥、糊不上牆的爛泥，江南、江北大營兩次被太平軍擊破，特別是這一次江南大營慘敗，清政府已經很難迅速組織起有力的反攻力量，隻能把鎮壓太平天國的希望寄托在湘軍身上。曾國藩和左宗棠、胡林翼等人都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左宗棠在湖南聽說這一消息後，禁不住感歎：“天意其有轉機乎！”身邊人問他為什麼，他說：“江南大營將蹇兵疲，萬不足以討賊，得此一徹底洗蕩，而後來者可以措手。”這“後來者”自然當仁不讓是指湘軍了。
果然，朝廷很快發來了上諭，任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全權負責長江中下遊的“剿匪”戰事。由此，曾國藩與湘軍步入到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2.太平天國幫了曾國藩的大忙
大破江南大營，是太平天國對湘軍“客觀上的幫忙”；太平天國的內訌與腐朽，則是對曾國藩“主觀上的幫忙”。
其實，湘軍的陸軍遠非太平軍的對手，曾國藩自己也承認他的陸軍“全不能戰”。太平天國的覆滅，主要還是洪秀全的自取滅亡。
太平天國運動後期，由於自身的一次又一次失策、失和、失誤、失政，為曾國藩和湘軍提供了喘息、調整、發展、進攻的絕好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