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曾國藩的終極誌向：文武兼通，出將入相
古人曆來有以詩言誌的習慣。從曾國藩的詩文中，我們也很容易看出他的誌向。
在京城時的曾國藩，雖然主要立誌於學問品行，但從他的詩文中可以看出，他並不甘心做一個文臣，而是寄望於馳騁疆場，報效國家。在《感春六首》（其二）中，他寫道：“征兵七千赴羌隴，威棱肅厲不可當。”又在《感春六首》（其四）中說：“橫斬蛟鱷血流川，天子寶之無倫比。”他還經常以李廣、衛青、馬援等名將自況，感歎時不我用。
當然，他的誌向又不僅限於領兵治軍，他要的是文武兼通，出將入相。“殺賊自是書生事”，要以書生從戎，征戰殺敵，不學窮兵黷武的武夫，而要做平定大亂，再造中興的勳臣。他要達到的境界是：成為既能作詩解文又能經理亂世的治國平天下的“聖賢豪傑”。
當時，清朝天下還算安定，曾國藩卻已有如此大誌。當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發生之後，他振臂一呼，挺身赴難，最終成就了天大的功勞。倘若沒有原來所定的這番大誌宏願做心理準備，他是很難有這股衝勁兒、狠勁兒的。
所以說，“丈夫自謀要深遠！”男兒立世，沒有大誌，沒有遠見，是無法立住的。
二、大智靠學：學習積蓄智慧，有智才有未來
二十幾歲，如果還不懂得學習的重要性，你將被懂得的人遠遠地甩在後麵。
二十幾歲，如果還不懂得學習是智慧的源泉，你將缺少知識的力量。
有智慧才有未來。任何獲得偉大成就的人，往往在十幾歲乃至幾歲時，就知道了知識的力量，就如饑似渴地學習書本知識，就想盡辦法提升自己的智慧。
學習知識有如積蓄財富，積蓄的越多，可以提取的就越多。
曾國藩被稱為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理學大師”，有清一代“儒學藩鎮”，靠的就是一生學習的積蓄。曾國藩擁有高人一籌的戰略眼光和看人用人的本領，靠的是大智慧。大智慧從何而來？從學習中來。
1.為成為大儒聖賢，他拚命學習
曾國藩是在長沙嶽麓書院讀書時，開始接受儒學的係統熏陶的。在點翰林入院讀庶吉士後，他在給親友的信中，充分表達了自己要成為諸葛亮、陳平那樣的“布衣之相”，而在學問上則要做孔孟那樣的大儒的誌向。如他給諸弟的信中說：“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他以“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問耕耘”作為座右銘。還說，自己以不為堯舜周公為憂，以學不講德不修為憂。又說：“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
這是他立下的一個成為大儒、成為聖賢的大目標。剛開始，經、史、詩、文，他樣樣都學，什麼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方苞、李白、蘇軾、黃庭堅及近世諸家的著作，他都如醉如癡地泛讀、死記，學問既淵又博。後來因受唐鑒、倭仁等理學家的影響，開始專攻宋明程朱理學，尤專於朱熹。
第一，投身唐鑒，是一個了不起的大轉折。
曾國藩與唐鑒的相識有一個偶然機遇。唐鑒，字鏡海，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江寧藩司調京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門接見他，曾國藩作為翰林院檢討，侍駕在側。道光帝極稱唐鑒治朱子學有成就，並能按“聖學”之教親自去做，是朝廷的好官。道光帝的當麵稱讚，使曾國藩對唐又羨慕又好奇，於是便主動到唐鑒的家裏，以弟子之禮拜訪。
年過花甲的唐鑒是知道曾國藩這位小老鄉的，對他的勤奮好學、自投門下的謙恭很是滿意。兩人一見如故，談得相當投契。
跟唐鑒的第一次談話，對曾國藩一生的行事、修身、做學問來說，是一個了不起的大轉折。
曾國藩請教讀書、修身的妙訣。唐鑒告訴他，讀書當以朱子的書為宗。而讀他的書絕不可視為八股進階之書，而要躬行，是修身的典籍。而修身要以“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八字為訣，整齊表於外而主持於內。
讀書之法，在專一經；一經通後，旁及諸經。又說，所謂學問，隻有三門，即義理、考核、文章，三者之要在義理統之。
唐鑒還自我介紹，一生讀朱子的書，以之修身；所通一經為《周易》。而修身檢討自己的最好辦法是記日記，記日記就是照自我，一定要誠實無欺，日記有假就是欺心，欺心就該誅心。連最醜的私心都要寫出來，最醜的事更不能漏，對著聖賢天天檢討，慢慢就達到聖賢的境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