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鑒還向他介紹了倭仁，認為倭仁這方麵做得好，不自欺、不欺人，可稱聖賢。
此後，曾國藩經常與唐鑒一起研究學問，推究興衰治亂，跟唐鑒習朱子理義之學。在唐鑒的教導下，曾國藩立下“日課”，有敬、靜坐、早起、讀書不二、讀史、謹言、養氣、保身、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門12條規。又立《立誌箴》、《居敬箴》、《主靜箴》、《謹言箴》、《有恒箴》，高懸書房之內，嚴格考究和要求自己。唐鑒還經常檢查曾國藩的日記，有檢查不深刻的當即指出，深挖病根；對他敢於揭發自己內心隱私、隱患之處，給予極大鼓勵。唐鑒還把自己的《畿輔水利備覽》一書交給他閱讀，使他認識到一個儒學家，不光要精通聖典，更重要的是關心民事，留心經濟，從修身，到治國，這就是儒家的“內聖外王”之真諦，決不可隻會背聖賢之書，而不會治國理政，那是有背聖賢之意的書呆子。
第二，在倭仁那裏學到了如何嚴格治學。
由於唐鑒的推薦，曾國藩又去拜訪倭仁。倭仁實際上是唐鑒的弟子，他的讀書、修身也是跟唐鑒學的，他也是著名的理學家。倭仁的教導與唐鑒的差不多，隻是在談內省時，在實踐中對自己的要求比唐鑒還嚴格。他介紹說，自己的微念稍一萌動，就趕緊記在日記、書劄中，在靜坐時自己和自己“討論”，把哪怕是點滴些許不合聖賢規範的想法，都消除在思想深處的萌芽狀態，使自己的心術、學術、治術歸之於一，倭仁的“克己”之法，簡直到了嚴酷、苛刻的地步。
從此之後，曾國藩日讀朱子的書，按唐鑒、倭仁的“日課”要求去做，重點在反省自己。但是，起初打坐靜思十分困苦，坐下來就打瞌睡，睡夢中又盡做些升官發財之事。於是便在日記中痛罵自己，把日記交給倭仁看，讓他幫著罵自己。
如此搞了幾個月後，每天搞得精神疲憊，不久他便得了失眠症，整日精神不振，身體也一天比一天虛弱，於是再也堅持不了“日課”中的“靜坐”一節了。曾國藩說，是“體氣本弱，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覺勞頓。每日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學問也”。盡管他不再搞麵壁靜坐自省了，但是對理學的攻讀卻日益努力。不僅攻讀程朱，還追溯而上，閱讀張載、周敦頤的著作，比諸孔、孟，係統地研究中國儒家的學問。
自從庶吉士散館之後，至1853年初回鄉創辦團練，在京官任12年之久。這10餘年，因所任之官多為閑曹，正給他認真讀書提供了好條件。這期間受唐鑒和倭仁的影響最大，因此理學的功夫也最深，被人稱之為“理學大師”。
第三，在古文、考據、史學、詩文、書法上，他都有很高的造詣。
其實，曾國藩的交往是很廣泛的，興趣也很多，並不是僅僅專注於程朱理學。
在他交往的朋友中，有考據學者漢陽劉傳瑩，有書法大家何紹基，有愛好古文的吳嘉賓，還有各有所長的邵懿辰、馮卓懷、竇垿等。在這些朋友的帶動影響下，曾國藩的古文、考據、史學、詩文、書法都有很高的造詣，稱名稱家，都不為過。例如，曾國藩崇拜韓昌黎，學習韓文的奇雄，使他的文章很有風格。他寫的《原才》、《湘鄉昭忠祠記》等文，均為當代學者與文人所吹捧、流傳、模仿，認為他可以與古文大家相媲美。
曾國藩在詩歌方麵，崇拜杜甫、陶潛，既要工又要雅，還要妙趣橫生，內容豐富，反對無病呻吟。他也是中國近代“楹聯”的創作大家，他喜愛寫詩。他是楹聯大家和聖手，無論是政治的、生活的、勸諫的、讀書的、交友的、罵人的、自勉的，他都喜歡以楹聯的形式表現。他的楹聯多極了，官府衙門、書房、居室、親友家中，處處都有他的楹聯。
在他的影響下，湘淮文武官員，一代文人墨客，都競相作聯寫對，成為雅風。其中，好聯好對甚多，因篇幅所限，難以盡舉。
曾國藩的一生，每天都要臨帖寫字，真、草、隸、魏，古之百家無不學習。這些努力，也使他成為我國近代書法史上的名家。在他的影響下，其弟曾國荃、其子曾紀澤、其孫曾廣鈞也都成為了近代的書法家。
曾國藩不但成為了“理學大師”，不但在古文、考據、史學、詩文、書法上都有很高的造詣，而且還能夠在日後的組建新軍、帶兵打仗上取得輝煌成就，除了向大師和專家學習外，他肯定還有一些學習秘訣，否則，他的“智”為何會如此非凡？
通過研究曾國藩的傳記和著作，我們發現，曾國藩的智慧如此之高，來自其學習力之強大，而其強大的學習力，有兩個內核。換言之，曾國藩能夠在那麼多領域裏都取得很高的成就，關鍵因素有兩個：一是專，二是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