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提升學習力的關鍵之一：專
做學問做事之道在於專，專有“專攻”、“專精”兩項秘訣。
第一，專攻：用功如掘井，凡事皆貴專。
曾國藩認為，任何事情想要做好，都必須專心一意。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正月二十六日，他在致家中諸弟的信中就此論道：
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宗，而博觀他途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
通過這段話，曾國藩指出了專與博的關係，即在有所專長的基礎上去擴大知識麵、開闊眼界是可取的，但毫無專長，見異思遷，今天喜歡這樣，明天喜歡那樣，就不可取了。曾國藩的這種觀點，對我們無疑是很有啟發性的。
曾國藩認為，人隻有專注地做某件事，集中全力，才能把一件事做得好、做得精，如果心不專，則可能一事無成。
在許多方麵，曾國藩都具體地論述過“專”的重要性。如在治學方麵，他便極為讚成好友吳嘉賓針對其用心不專而發的批評：“用功譬如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人的一生精力有限，在每一個領域都要有所成就那是很難的，與其一生四處鑽研而皆無造詣，不如在某一領域深入研究而有所收效。這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治學辦事方法。
事實上，曾國藩盡管有博學之譽，然而，在浩如煙海的文化古籍中，他自認為一生熟讀的書也隻有十餘種。他在家書中寫道：“餘於《四書》、《五經》以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愈）文四種，好之十餘年，惜不能熟讀精考。又好《通鑒》、《文選》及姚惜抱所選之《古文辭類纂》、餘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共不過十餘種。”讀書治學如同萬壑爭流，必有主脈，以把握神理所在，其他次要問題均可觸類旁通。
第二，專精：西洋之長在於專，足以效法。
作為一位極具現實感的政治家，曾國藩以“度越恒流”的敏銳目光覺察到西方科學技術的精妙之處，而個中原因，在曾國藩看來，便是西洋人的“專精”。同治十年（1871年）八月，曾國藩在致吳大廷的信中說道：
凡事患在不為，不患不能。西洋技藝所以卓絕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處心積慮，不臻絕詣不止。心愈用則愈靈，技愈推則愈巧。要在專精，非其才力聰明果遠過於中國。
正是在對西方先進科學技術認可的基礎上，曾國藩做出了一件在當時可謂是驚世駭俗的事情，那就是於同治九年（1870年）奏請清政府選派幼童赴美留學。後來證明，留學活動為閉塞的中國開辟了一條通往世界的道路，為日後的留學運動奠定了基礎，並湧現出了如詹天佑、鄺榮廣、蔡紹基、唐紹儀等各種專業人才，推動了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
曾國藩學習西方近代科技，雖力不從心，卻大開風氣之先，如開翻譯館，送幼童出國，都是千古未有之舉。其效果，當時並未彰顯，而是在幾十年後才顯現出來。稱之為中國近代化之父，實非過譽。而他對西方科技之所以發達的探究，沒有停留在表麵，而是追尋其中的文化精神，更是高人一籌。
曾國藩說西方人的技藝所以絕妙，是因為他們每辦一事，都集中精力，專注守一，越鑽越深，因此逐漸達到極致。可以說，他認識到了近代西方科學發展的根本規律。
當然，如果在不該專的地方專，或者過於專一，則會大大限製自己騰挪應變的餘地。技能越是單一，在迅速發展的社會中越是被動。因此，在專精與廣博之間要找到一個平衡點。由博返約、觸類旁通，才更容易立足。這是曾國藩諄諄告誡後人的。
3.提升學習力的關鍵之二：熟
曾國藩從二十幾歲開始，便養成了每日點讀10頁史書的習慣，一生從未間斷，一部“二十三史”爛熟於胸。這樣，自赴京會試以來，曾國藩形成了對古文和曆史的愛好，為以後更廣泛地研究一些學術問題，總結曆史經驗教訓，參與治理國家和社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這告訴了我們，“熟”是何等重要。
從表麵上看，“熟”是一種笨功夫。然而，“熟”功雖笨，卻能生巧。曾國藩為官治軍，無不驗證了“熟”字之功。曾國藩認為，世間各種本事，如果不是由“熟”而精，則終不可恃。
第一，熟能生巧，熟才能精。
熟能生巧。“熟”是通往精巧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