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極為注重“熟”字的作用。他認為，古代著名文學家的文筆之所以能達到出神入化、雲譎波詭、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神妙境界，其實並非不可思議，而都是從熟練中來的。
曾國藩一直都很注重詩文學習上的熟練。鹹豐八年（1858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在給曾紀澤的家書中告誡兒子，如果打算學作五言與七言古詩，則必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為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自覺琅琅可誦矣”。也就是說，當你讀前人的詩作讀到自己的喉舌口吻幾乎與古人相似，這樣作出來的詩，自然便會有些前人的味道了。
寫字也是這樣。曾國藩常以自己寫字“遲鈍而不適於用”感到羞恥，認為“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閣殊多”。因為有這樣的經曆與感受，他極為重視兒子的書法訓練。
讀經史文章也要求“熟”。鹹豐八年（1858年）九月，曾國藩又在家中告誡兒子道：“十三經外所最宜熟讀者莫如《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吾兒既讀《五經》、《四書》，即當將此十一書尋究一番，縱不能講習貫通，亦當思涉獵其大略，則見解日開矣。”
“文入妙來無過熟。”曾國藩認為，做文章的最高境界便是韓愈所說的“機應於心”，這種境界即為“熟極之候也”，即熟練到了極點的結果。韓愈是曾國藩最為推崇的文學家，由熟而臻於妙便是曾國藩推崇的進學之道。
第二，辦什麼事都要先立規模，後求精熟。
當然，曾國藩也知道要做到熟練特別是精熟絕非一日之功。要達到這一境界是要經曆一個過程的，不僅是各種技藝的精湛要有一個熟練的過程，便是一個人的道德修養要達到古聖先賢的要求，也要有一個過程。曾國藩認為，古代聖賢在未達到熟練的境界時也是粗糙勉強的。
鹹豐九年（1859年）四月初八，曾國藩在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述：
日內頗好寫字，而年老手鈍，毫無長進，故知此事須於三十歲前寫定規模。自三十歲以後隻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極則巧妙出焉。筆意間架，梓匠之規矩也。由熟而得妙，則不能與人之巧也。吾於三四十歲時，規矩未定，故不能有所成。人有恒言，曰“妙來無過熟”，又曰“熟能生巧”，又曰“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皆從極熟之後得之者也。不特寫字為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即人之所以為聖人，亦係先立規模，後求精熟。即顏淵未達一間，亦隻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在這裏，曾國藩由寫字推及天下的各種技術和事物，都是先立足一定規模，打下一些基礎，然後才在這個基礎和規模上不斷提高，不斷完善，不斷追求，才達到精熟的境界的。即使是古代的聖人，也是先立足成聖的基礎，然後不斷追求和完善，才達到聖人的境界的。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顏淵之所以沒能達到其師的聖人境界，也隻是因為雖然立足了成聖的規模，但由於死得早而沒能達到精熟。所以，曾國藩認為，所謂儒家最高的境界“仁”，也在於“熟”之一字罷了。
雖然，“熟”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卻是求專求精的必由之路。
三、大譽靠德：良好的品格是成功的前提
幾千年來，我們都極為推崇“三分做事，七分做人”之道。做人要受到世人認可，就首先要具備良好的品性和德行。有德的人，大家都會尊重你；有大德的人，會比有小德的人更具有影響力。
二十幾歲之前，你就應該開始建立你的“德”，你必須通過你的“德”，來建立良好的聲譽，形成日後建功立業的助力。你的“德”修得越高，追隨你的人就會越多。
如何修德呢？德主要有“四大品格”：誠，敬，恕，謙。
通過終身不斷地修煉這四個品格，你必定會成為一位有大德的人。
1.誠：至誠不欺，英雄基業
曾國藩的思想主要來源於宋明理學，而宋明理學的開山鼻祖周敦頤認為，人純粹至善的品質就是“誠”，“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矣。”受此影響，曾國藩將“誠”從哲學和倫理兩個範疇加以詮解，即“專心純一”和“不欺”。他認為“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從中可以看出，曾國藩將“聖學王道”的真諦簡化成一個字，那就是“誠”。
無論是做人、治軍還是治國，曾國藩所信奉的皆是一個“誠”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