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納姬，欲強之見，狎褻大不敬。在岱雲處，言太諧戲。
第二年，曾國藩再次記載在吃酒席的過程中，因自己太放肆而自取其辱的尷尬，心中頗有自省之意：
席間，因謔言太多，為人所辱，是自取也。人能充無受爾辱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尚不知戒乎！
這種情形其實非常容易理解，而且大部分人也都曾經體驗過。在待人接物的過程中，一言不慎，一個舉止的不當，引起惡語相向的事情很多。如果從自己這方麵來說的話，就是沒有做到“敬人”，自己不敬人，別人自然也就不會敬重自己，最後必然會自取其辱。當然，別人如果有氣度、有修養，可能會對你的冒犯行為、不敬之語不加理睬，那是另一個問題了。
從內在的修身養性，到外在的待人接物，曾國藩都談到了“敬”，其實內在的跟外在的是相通的，隻有在內心對自己嚴格要求，才會有外在的待人接物時的“敬人”。個人修養達不到，要想要求一個人去很有禮貌地處理好人際關係，恐怕是不太容易的，即使在某種力量的逼迫之下，勉強為之，也是徒有其表，而無其實。
第四，辦事須有一種敬業之心。
從個人修養，到待人接物，都是做人的基礎，是準備性工作，而成就一番事業才是為人臣、為人子者所孜孜以求的。
在治事過程中，同樣要有一番敬畏之心。
鹹豐八年（1858年）九月，曾國藩在給自己手下大將鮑超的信中曾談到以敬治事的重要性：
足下數年以來，水陸數百戰，開府作鎮，國家酬獎之典，亦可謂至優極渥。指日榮晉提軍，勳位並隆，務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巨細，皆不敢忽；恕則凡事留餘地以處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常常記此二字，則長履大任，福祚無量矣。
敬業精神是辦任何事都不可缺少的。心中有一“敬”字，則把自己所要做的時刻放在心上，不會輕忽，而且會集中精力，全力以赴，這樣事情才能成功。
3.恕：見得天下皆是壞人，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
曾國藩認為，恕是立德的根基，既是隨機應變之道，也是平日涵養之法。以愛己之心愛人，在人際交往中，求同存異，則到什麼地方都能打成一片，收眾人之力以成大事。有了“恕”字，就有了強大的人格凝聚力，這凝聚力像雪球一般，越滾越大。
第一，“恕”字為養身之要，立德之基。
孔子將自己終身行之的道德準則歸為“恕”。“恕”的基本精神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們在實現自我的同時，也要尊重他人自我實現的意願；在成就他人的過程中，自我德行將得到進一步的完成。
“恕”是以愛己之心愛人，是尊重彼此間的個性差異，求大同存小異，寬以待人，是集眾人之長，納眾人之善，發展完善自己。
曾國藩強調“恕以待人”，“恕”字固然是待人之道，但首先是加強自身修養的途徑，否則心中無恕，即便待人以恕，也是偽恕。曾國藩以“恕”製憤，這在他的修身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所以，他認為“恕”字是立德之基，並不過分。
曾國藩的深刻體會是：把自己放置到更廣闊的世界裏，名利心就會淡泊一些，待人接物就會更開放一些。這就是“恕”字應有的境界：眼光遠一點，胸襟闊一些。
第二，容得別人短處，乃是豪傑舉動。
“恕”字的一個關鍵作用就在於容人之短，甚至是容忍在旁人看來不可容忍之事。韓信未出名時，在鬧市上曾被人逼迫從胯下爬過，稱為“胯下之辱”。後來韓信成為名將，漢代開國元勳，不但未找這些人報複，反而召他們來任以官職，其“恕”字精神實為旁人所不可及。曾國藩讀到此處，歎賞不已。他以此為例告誡部下，稱韓信之舉為“豪傑之舉動也”。
唐朝名將郭子儀是曾國藩最佩服的人之一，他曾多次提及。除了郭子儀英勇善戰、足智多謀外，曾國藩對他的“恕”字精神也深為折服。郭子儀的祖墳為人所掘，他不但不報仇，反而引咎自責，並未追究。曾國藩稱此“是名臣之度量也”。
韓信和郭子儀都是曾國藩心向往之的模範，他自己在辦事過程中，也以此二人為榜樣，容人之短，與人為善。這在他用人政策上表現得最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