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問題，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先從自己身上找原因，看自己有沒有過錯，嚴於律己，寬以待人，這才是難能可貴的。這種從內心出發的自責感會使人不斷往更高的境界邁進。相反，有了問題把責任往別人身上推，自己倒是落得清淨，但卻是自掩耳目、不求上進的態度。
曾國藩躋身仕途，乃至踏入軍界，官居高位，戰功顯赫，仍然時刻嚴格要求自己，從不放縱。曾國藩的嚴於律己，確實值得每一位有誌之士學習效法。
2.吃苦當吃補：除惰之法，第一貴早起
很多人是怕吃苦的，然而，吃苦卻是成就大業的必由之路。甚至可以說，吃苦其實就是在給你成就大業增進營養。
比如，早起對很多人來說，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當你能夠習慣於早起，你便會發現，它令你受益無窮。
早起，在曾國藩看來，是很好的修養方法。
早起是曾氏家風的一個突出特點。祖父星岡公曾玉屏所定的八字家規，其中第三個字便是“早”，即早起之意。曾國藩自己製定了“八本”“三致祥”的家規，其中之一就是“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在曾國藩的家書中，談得較多的也是“早”字。為了敦促兒子養成早起的習慣，傳承家風，他給新婚後的曾紀澤寫信，列舉了大清皇帝和曾氏先祖早起的美德，要求他向先人看齊，帶頭整肅家風。鹹豐九年（1859年）十月，他在家書中說：
我朝列聖相承，總是寅正（淩晨4點）即起，至今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傳早起，吾得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約一個時辰，始見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則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爾所及見者也。餘近亦黎明即起，思有以紹先人之家風。爾既冠授室，當以早起為第一先務。自力行之，亦率新婦力行之。
在曾國藩家書中，談及早起的竟有百餘處之多，可見他著筆之勤，訓誡之殷，足證其對早起的重視程度。
曾國藩帶兵後，將早起的習慣也帶到了軍隊，他不僅自己早起，還嚴格要求部下、士兵也要早起。開始時，許多人不習慣，起得也不夠早。鹹豐四年（1854年）三月二十五日，他給父親寫信說：“營中吃飯宜早，此一定不易之理……男營起太晏、吃飯太晏，是一大壞事。營規振刷不起，即是此咎。”在整頓湘軍的過程中，他就把早起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後，早起成為了湘軍的一大特色。
曾國藩在軍中，每天淩晨即起，然後召集幕僚將領一起吃飯。許多人之前一直沒有早起的習慣，頗為所苦。李鴻章初到曾國藩幕下時，就曾經因為晚起而受到過曾國藩的責備。實際上，不願早起的並非隻有他一個人。據曾國藩的朋友歐陽兆熊記載：
文正守其王父星岡先生之教，未明求衣，明炮一響，即布席早餐矣。在東流，與予及李肅毅、程尚齋都轉、李申夫方伯共飯，群以為苦。文正亦知之，嚐笑曰：“此似進場飯。”克複安慶後，予以九月朔歸家，置酒為餞。席間，從容言：“此間人非不能早起，但食不下咽耳。吾今歸矣，欲為諸人求免進場飯何如？”文正笑頷之。故予以書調肅毅雲：“從此諸君眠食大佳，何以報我？古人食時必祭先為飲食之人，君等得不每飯一祝我乎？”肅毅複書：“進場飯承已豁免，感荷感荷。惟尚齋、申夫皆須自起爐灶，恐不免向先生索錢耳。”此雖一時戲謔之言，當時情事亦可想見。
歐陽兆熊，因曾為曾國藩治病而結為至交，後在曾國藩幕下供事，由曾保至四品官。李肅毅即李鴻章，因平定太平天國被封為肅毅伯而名。李申夫即李榕，時在曾幕為僚。程尚齋，名桓生，安徽人，鹹豐九年（1859年）入曾幕，過從甚密。這些人都以早起吃飯為苦事，以至於曾國藩將之比喻成死囚入法場前吃的那頓飯，更可見早起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