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有一次，曾國藩在九江勞師後給朝廷上了一個折子，他用很委婉的方式提出了一個要求，就是李續賓、楊嶽斌所統率的湘軍水陸師，本來就是曾國藩的部隊，隻是為了增援湖北而暫時借給了胡林翼。如今湖北省城武昌和其他一些城市已經收複，這一部分隊伍應當歸還給曾國藩節製了。當然，他的措辭是繞來繞去、迂回曲折的。
曾國藩的做法顯然是穩妥的。他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而胡林翼也是一個善看眼色的人，他對曾國藩的用意心知肚明。於是，他有意命李續賓、楊嶽斌統率的湘軍水陸師東下，而自己並沒有隨軍指揮。這就等於給了曾國藩一個暗示，曾國藩自然是心領神會，立即趕來會晤李、楊二將，順勢將部隊接收了回來。
再看一看曾國藩是怎樣與清廷周旋的。曾國藩對清政府的很多做法都不滿，但他並沒有輕易表露。太平天國該如何平定，他的想法和清廷其實一直不盡相同。在戰略上，清廷一直把北防作為重點，一再催促湘軍北上。但曾國藩有自己的認識，他說：“自古辦竊號之賊，與辦流賊不同。剿辦流賊，法當預防以待其至，堅守以挫其銳；剿辦竊號之賊，法當翦除枝葉，並搗老巢。”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國就是曾國藩所謂的“竊號之賊”，在曾國藩的眼中，他們與石達開、撚軍不同，如攻其必救的天京、安慶，就不會“北竄”；因為“竊號之賊未有不竭死力以護其本根者也。”
現在我們回顧湘軍與太平天國的那幾場重要戰役，在曾國藩已進駐安慶20餘裏外的高橋時，清廷因江南大營潰敗，命他領軍支援。曾國藩當時苦於分身無術，就沒有聽命。顯然，在清廷看來，複蘇保浙更重於攻取安慶，是戰爭全局的關鍵所在。
曾國藩不這樣看。他認為必須以上遊為立足的根本，“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遊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而攻下安慶則顯得尤其重要。江南大營就是因為未占據上遊而失敗的，如果再放棄安慶而援常、蘇，就會帶來雙重惡果：一是重蹈覆轍，二是打亂了皖北的部署。
曾國藩進一步分析不能東援的理由，說江南大營以蘇、常為根本不假，但如今常、蘇已失，這個“根本”已不存在，就當它不存在好了；湘軍以兩湖為根本，湘軍東援，這遠離可恃之根本，處於無可依托的困境；更為要命的是，太平軍在東線獲勝，奪取常、蘇後，勢必西征，爭奪上遊。因此，湘軍如果立即大舉東援，保浙複蘇，在戰略上是非常危險的。
但是，曾國藩身處非常敏感的高位，他不會與清廷發生過於激烈的爭執。為此，他先將大營由宿鬆移至皖南祁門，並上表朝廷立即組建新軍，作為數月後將大舉東援的表象。
後來的事實證明，清政府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軍高層則清醒得多，所以才能製定堅持保上遊、爭上遊以清下遊的方針。我們可以重點看一看曾國藩處理分歧時的方法。他不是簡單地與清廷爭吵或消極對抗，而是在認識上耐心地尋求共識，同時照顧清廷的麵子，隻是在部署上進行巧妙而模糊的處理。這樣，就做到了既不放棄正確的方針，又不與清廷發生正麵的衝突。不久的事實證明了這一方法的高明。圍攻安慶，太平軍並未北進；攻下常、蘇，太平軍又未及時進攻浙江。在這種情況下，見識淺薄的清政府最後也就隻好讓曾國藩自己見機行事，不再亂指揮了。
曾國藩這樣做也是出於自保的目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很多事情當自己處於弱勢的時候，完全沒有必要去硬碰硬。玩一玩太極手段，將事情比較難辦的部分繞過去，等機會合適時再表現出自己的才能。
3.倚人而起，不著痕跡
在任何社會裏，一個人要想發達，如果沒有人提攜，成功路上必是困難重重。因為人不是孤立的人，特別是越走向高位的人，社會關係越複雜，而且風險越大。曾國藩在一路升遷的過程中，也有不少貴人相助。曾國藩深諳為官之道，他不但對傳統文化摸得非常透，而且借助勢力總是做在暗處，盡量不讓人都知道都清楚，從而達到了飛黃騰達而又明哲保身的目的。為此，他總結了一條謀進策略：“倚人而起，不著痕跡。”
曾國藩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官運亨通。從最初的翰林到侍讀、侍講，到後來擢內閣學士加禮部侍郎銜，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又升授禮部右侍郎並於此後4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10年7遷，連躍10級，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對於生長於深山、出身於寒門的曾國藩來說，真可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變化如此之快連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