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十八世紀末啟蒙運動的時候，這種威脅的形象出現在伏爾泰的《趙氏孤兒》當中，這是一出關於成吉思汗征服中國的戲劇，書中寫道：“他被稱為是萬王之王，凶殘的成吉思汗，他把亞洲肥沃的土地變成廢墟。”與喬叟對成吉思汗的讚揚相反，伏爾泰將他描寫成是“這個破壞的暴君……他驕傲地……踩在諸王的脖子上”，但“他還比不上一個以武為生、在流血交易中摸爬滾打的野蠻的斯基泰戰士”（第一幕，第一場）。伏爾泰將成吉思汗描繪為一位對周邊文明的優點充滿憤恨的人，一個由野蠻人本質所驅使的人，這種人想強奪文明社會的女子，並摧毀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任何東西。
成吉思汗的部落得到各種不同的名稱——塔塔爾人、韃靼人、蒙兀兒、莫臥兒人、摩爾人以及蒙古人——但這些名稱總帶有一種可憎的咒罵意味。十九世紀，當科學家們想證明亞洲人群與美洲印第安人群的劣等時，他們都被劃分為蒙古人種。當醫生想說明為什麼高等白人母親會生出智障兒時，會認為孩子的麵部特征表現得“顯而易見”，那就是孩子的某位祖先曾經被蒙古武士強暴過。這種苦難的孩子根本就不是白種人，而是屬於蒙古人種。當最富有的資本家們炫耀他們的財富，並顯示出反民主或反平等的價值觀時，他們便被譏諷為莫臥兒人，即波斯語對蒙古人的稱呼。
在許多場合，蒙古人還成了其他國家失敗與缺陷的替罪羊。俄國不能趕上西方科技或日本帝國的軍力，那是因為成吉思汗把可怕的“塔塔爾人枷鎖”套在俄國身上。波斯落後於它的近鄰，那是因為蒙古人摧毀了他們的灌溉係統。中國落後於日本與歐洲，那是因為蒙古與滿族最高統治者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印度不能抵抗英國殖民地化，那是因為莫臥兒人統治的貪婪。二十世紀，阿拉伯政治家們甚至斷言，要是蒙古人沒有燒毀阿拉伯宏偉的圖書館，並夷平他們的城市，穆斯林就能比美國人更早發明原子彈。當2002年美國人在阿富汗用炸彈和導彈將塔利班趕下台時，塔利班士兵把美國人的入侵等同於蒙古人的入侵，因此，作為憤怒的報複，塔利班屠殺了數千哈澤德人，就是因為他們是已生活在阿富汗達八個世紀之久的蒙古軍隊的後裔。2003年，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侯賽因在被入侵的美國人趕下台之前，在對伊拉克人民的最後演講中，也對蒙古人做了類似的指控。
在如此多的政治辭令、偽科學和學者式的想象之中，有關成吉思汗的真相仍持續地被隱藏著，表麵上看來似乎已經失載。他的故鄉和他崛起的地區被二十世紀的超級大國關閉，正像此前數個世紀中的草原騎士們所做的那樣，他們將其嚴加封鎖。原始的蒙古語文件，即所謂的《蒙古秘史》，不僅僅是“秘密”而已，並且已經消失了，消逝於曆史的深處，甚至比成吉思汗的陵寢更加神秘。
二十世紀出現的兩大進展，為解釋有關成吉思汗的神秘生涯並修正部分記載，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機會。第一項進展是對曆史原稿的譯解。該原稿包含了已遺失的、很多有關成吉思汗的、有價值的曆史信息。盡管對蒙古人存有偏見和無知，但幾個世紀以來，學者們曾不斷提及偶爾見到過的那本傳說中的有關成吉思汗生平的蒙古原稿。就如一些稀有動物或珍稀鳥類一旦被認為已經滅絕，則它們在傳聞中的再現所能激起的更多的是懷疑，而不是學術研究。最後，在十九世紀，用漢字書寫的蒙古文原稿副本在北京被發現。學者們很容易辨識那些字，但那些字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因為它們是用漢字作為代碼來記錄的，以此來表現十三世紀的蒙古語發音。學者們隻能讀懂附在各章節之後的一小段漢語概要；這些漢語概要提供了某種具有誘惑力的暗示，但除此之外，該原稿仍然難以理解。由於該原稿神秘色彩濃重，因此學者們稱其為《蒙古秘史》[ 下文均稱為《秘史》。
]，此名沿用至今。
在蒙古，整個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對《秘史》的解密仍然被認為非常危險。當局不讓普通民眾和學者接觸到該書，因為擔心他們受到書中陳舊的、非科學的和自由化思想觀點的影響。但是一個地下性質的圍繞《秘史》的學術運動形成了。在整個草原的遊牧帳篷內，新發現的曆史故事被秘密地談論著，在人們之間口耳相傳，並在帳篷間傳播開來。最終，他們有了一段曆史，那段曆史是從蒙古人的視角來述說的。蒙古人遠不止是屢次侵擾周邊較高文明的野蠻人。對於蒙古遊牧民來說，《秘史》的出現好像來自成吉思汗本人，他回到了他的人民中，帶給他們以希望和激情。經過七個多世紀的沉默之後，他們終於可以再次聽到他的言語了。
盡管受到官方的壓製，但蒙古人民似乎決定他們再不願失去這些言語。在短時期內，即在1953年斯大林死後的政治生活自由化，以及1961年蒙古被接納進聯合國之後，蒙古人民得到鼓舞，他們感到可以自由地重新探索他們的曆史。1962年，蒙古準備了一小套郵票來紀念成吉思汗誕辰八百周年。作為政府二號人物的鐵木耳·奧其爾（Tomor-ochir），批準在斡難河邊（今鄂嫩河）樹立一個混凝土的紀念碑來紀念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他還資助一場學術會議來評價曆史上蒙古帝國是非功過的各個方麵。郵票和紀念碑上簡樸的線條描畫，勾勒出成吉思汗那消失的“蘇勒德”——那麵他用於征服世界以及安息其靈魂的馬鬃神旗。
近八個世紀之後，“蘇勒德”給蒙古人和一部分被他們所征服的人民，帶來了這樣一種深深的情感意味，以至俄羅斯人將僅僅顯示在郵票上的“蘇勒德”，也當成是一種民族主義複興和潛在侵略傾向的行為。當時的蘇聯對此反應無比憤怒，他們擔心其附屬國將走上獨立之路，甚或更糟，即會站在蘇聯往昔的同盟國、後來的敵人，即蒙古的鄰國——中國一邊。在蒙古，當局禁止發行此郵票，並鎮壓學者。鐵木耳·奧其爾由於表現出不忠罪行，被人戴上了“企圖將成吉思汗角色理想化”的帽子，當局將他趕下台，送到內地流放，並最終用斧頭將其處死。在內部清洗之後，政府將注意力集中到針對蒙古學者的工作上來，他們被誣陷為反動分子、間諜、蓄意破壞者和害人蟲。在接下來的反民族主義的運動中，當局將考古學家珀理（Perlee）強行下獄，並讓他待在極端殘酷的環境之下，原因隻是因為他曾當過鐵木耳·奧其爾的老師，並曾秘密研究過蒙古帝國的曆史。任何教師、曆史學家、藝術家、詩人和歌唱家，如果他們的專業工作與成吉思汗時代的曆史有任何聯係，他們就將處於危險的境地。當局秘密地處決了其中一部分人。其他的學者們失去工作，在蒙古惡劣的氣候中，與家人一起，被逐出家門。他們還被剝奪了醫療保健的權利，很多人被遣送到內部的流放地，這些流放分布在蒙古廣袤的地廣人稀的不同地區。
在這一整肅運動中，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完全消失了，並且可能是被蘇聯當作對蒙古人的懲罰，而將其銷毀了。然而，麵對這種殘酷的鎮壓，或許也正因為這種鎮壓，無數的蒙古學者開始獨立地研究《秘史》，即便身處險境，也要尋求對他們那段被詆毀以及被歪曲的曆史的真正理解。
蒙古之外，很多國家的學者，尤其令人矚目的是俄羅斯、德國、法國和匈牙利的學者，他們致力於解讀該原稿，並將其譯成現代語言。由於無法使用蒙古內部的資源，他們隻能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工作。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一位傑出的澳大利亞古蒙古語學者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的指導下，用蒙古語和英語創作的《秘史》被逐章逐節地發表出來。同一時期，美國學者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獨立地譯出一個單行本，1982年，他翻譯的單行本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然而，要想理解這些原稿，需要做的就不僅僅是破譯符號和翻譯原稿。即便是對已翻譯過來的文本，人們仍難以理解，很明顯，它本是為極少數的蒙古皇室內部人員撰寫的，在作者心目中，它的讀者對十三世紀的蒙古文化和地理應具有深厚的知識。如果缺乏對事件發生地點的詳細實地的考察，原稿中曆史的來龍去脈和傳記史的意義，就無從理解。
第二項重要進展出人意料地出現在1990年，即蘇聯解體，軍隊也從蒙古撤離，戰機飛離，坦克也隨之撤走。終於，亞洲內陸的蒙古領域向外界開放了。漸漸地，少數人進入那個保護區域探險。蒙古獵人潛入這個充滿獵物的山穀偷獵，牧民們沿著這一區域的邊沿放牧，偶爾會有冒險者非法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有幾支裝備精良的外國考察隊來到那裏，尋找成吉思汗和他家人的陵寢；盡管他們取得了很多振奮人心的發現，但他們的最終目標仍未能實現。
我本人的研究，最初是考察部落民族在連接中國、中東和歐洲的世界商業史上的作用，以及他們在絲綢之路曆史上的作用。我和一些學者沿著從北京紫禁城、穿越中亞到伊斯坦布爾托普卡普皇宮的路線，遊曆了沿途的考古遺址、圖書館，並參加專家會議。自1990年第一次進入到西伯利亞蒙古行政區的布理亞特（Buryatia）旅行，我已穿越了俄羅斯、中國、蒙古、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去追尋蒙古人的足跡。我用了一個夏天的時間沿著突厥部落在古代遷移的路線行走，這條路線與他們向外擴散的路線一樣，從他們在蒙古的老家遠至地中海的波斯尼亞。然後，我大致遵循馬可·波羅的海上航線，圍繞這個古帝國一圈，從華南到越南，穿越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波斯灣的阿拉伯國家，最後到達威尼斯。
我從廣泛的遊曆中得到了很多信息，但並未如我所期望的那麼有助於理解那些曆史。盡管有不足，但我認為我的研究已接近完成。當1998年抵達蒙古時，通過對成吉思汗幼年時期在這一地區的一些背景資料的了解，我本以為這隻是一個收尾和短暫的旅程，可以最終完成該研究項目。但那“旅程”卻變成了另一個五年的研究，遠比我原來想象的要廣泛深入得多。我發現，蒙古人對從掙脫數個世紀外族統治而得來的自由，感到欣喜若狂，並且，這種興奮又集中到對他們的國父——成吉思汗——無上榮耀的回憶中。盡管如同那些向他表達敬意的歌曲的出現一樣，他的名字在伏特加酒瓶、巧克力紙和香煙盒上被迅速商業化，但作為一個曆史人物，他還是消失了。不僅他的精神之旗從寺廟裏消失了，就連他的真實麵目也從蒙古人的曆史中消失了，正如同從我們的曆史中消失了一樣。他究竟是誰呢？
在突然間似乎有可能回答那些問題的時候，由於我本人缺乏自信和足夠的判斷力，於是我來到了蒙古。近八個世紀以來，成吉思汗童年時期生活過以及最後埋葬的禁區，首次向外開放；與此同時，又正值《秘史》的行文最終破譯。沒有哪位學者能夠單獨地完成考察任務，但如果與一個來自不同背景的小組共同合作的話，我們就能逐步找到答案。
作為一位文化人類學者，我跟考古學家克哈格瓦蘇倫（Kh.Lkhagvasuren）博士密切合作。他接觸過非常多的信息，這些信息是由他的導師、蒙古二十世紀最傑出的考古學家珀理博士收集的。逐漸地，通過克哈格瓦蘇倫，我認識了其他的研究者，他們花了多年的時間從事秘密的研究工作，並且，幾乎無一例外地獨自進行探索，他們既不能寫下也不能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奧·普列夫（O.Purev）教授，是一位共產黨員，作為一位黨史的官方研究人員，他曾利用自己的身份來研究蒙古薩滿巫師的行為習慣，並以此為線索來指導解讀《秘史》中的隱含意義。蒙古軍方的薩格達（Kh.Shagdar）上校，利用他在莫斯科駐紮的身份，將《秘史》中所描繪的成吉思汗的軍事策略和軍事勝利，與俄羅斯軍事檔案文件中的記載進行比較。蒙古政治學者勃得·額爾登尼（D.Bold-Erdene），分析了成吉思汗在獲取權力過程中所使用的政治手段。所有研究成果中最充分細致的，要數地理學家蘇赫巴塔爾（O.Sukhbaatar）的工作了，他為尋找成吉思汗的曆史，穿越整個蒙古地區，行程超過一百萬公裏。
我們的小組開始合作。我們將來自十二種語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本，跟《秘史》中的記載進行比較。我們展開地圖，討論不同文獻和早期分析的準確含義。毫不令人驚訝，我們發現了大量的差異和無數的矛盾，使得它們難以一致。很快，我發現蘇赫巴塔爾是一位拘泥字義的人，一位極端的經驗論者，他認為《秘史》中的每個說法都是真實的，並且他還一直力圖通過科學的證據來證實它。但普列夫認為《秘史》中的曆史不能僅從字麵含義去認識。按照他的觀點，成吉思汗是曆史上最有權勢的薩滿教士，該文獻是以象征的方式來記載他所達到那種地位的若幹神話的原稿。如果它被破譯，那將再次提供一幅薩滿教士征服並控製世界的藍圖。
從我們的合作一開始，事情就變得很明顯：如果沒能找到事件發生的地點，我們就無法理清相互對立的各種觀點和解釋。每份文獻的最終檢驗，就是要將它放到事件發生的實際地點上去。書本可以撒謊，但地點從不會騙人。對主要地點的快速形成而又令人疲乏不堪的總體看法，回答了一些問題，但也提出了更多的疑問。我們認識到，不僅一定要找到正確的地點，而且一定要熟知那裏發生的大事。在天氣合適的時候，我們必須到那裏去。在那年的不同季節中，我們不斷地往返於那些相同的地方。那些地點散布在橫跨數千平方公裏的山水之間，但對我們研究來說，最具意義的地點卻分布在神秘的、難以接近的地區，那一地區自成吉思汗去世以來，一直都被封閉著。由於成吉思汗的遊牧生活方式，我們自己的工作也成了一種逍遙學派式的課題項目，一種移動的，而不是僅僅停留在一個地方的考古學。
衛星照片顯示出一張沒有大型道路的蒙古地形圖，然而卻有數千條小道縱橫交錯，它們穿越戈壁，橫跨山脈，似乎通向草原的每個方向；然而，它們都終止在限製區——“大禁地”——的邊緣地帶。進入成吉思汗的家鄉需要穿越一塊緩衝區，那一地區曾被蘇聯占領並且設防，不讓任何人靠近。當蘇聯人撤離蒙古的時候，他們在那裏留下一幅四處散布著軍用品的超現實主義風景圖：坦克的金屬殘骸、損毀的卡車、被拆卸的飛機、失效的炮彈和未爆炸的啞彈。怪異的水氣和奇特的霧縹緲其間。扭曲的金屬雕塑品聳立在那裏，有幾層樓高，陌生的建築遺跡不知曾是做什麼用的。坍塌的建築，曾安裝著秘密的電子設備，如今蹲在滲透著油漬的沙丘中間，已空無一物。陳舊武器序列的裝備遺棄在滿目瘡痍的整個草原上。一池池黑暗神秘的不明化學藥品，在陽光下可怕地晃動著。不知來源的發黑殘骸，漂浮在汙濁的液體裏，而動物遺骸、幹屍、各種皮毛的樣本以及成塊的羽毛皮則棄置在池塘四周。跨過二十世紀展現的這一恐怖墓地——在最強烈的對比中——就出現了未受驚擾而又封閉的成吉思汗家鄉：幾百平方公裏的原始森林、山脈、河穀及草原。
進入“高度限製區”不僅是返回到那個時代；這是近乎準確地發現成吉思汗所留下的世界的一個機會。這個地區保存下來，像是一個不為人知的島嶼，被二十世紀最糟糕的科技恐怖包圍著，然而也被其保護著。倒下的樹木、濃密的草叢、巨大的石頭阻塞道路，許多地方仍不能穿越。而另外一些地方則在過去的八個世紀裏，隻能目睹著偶爾穿過的巡邏士兵。這個限製地區是成吉思汗的天然紀念碑；當我們穿行在這一區域時，似乎感覺到隨時他都可能到來，疾馳過那條河，並翻越那條山脊，去他喜愛的地方再次紮營，射殺那正奔命的小羚羊，在斡難河的冰麵上砸個釣魚的小洞，或者向不兒罕·合勒敦山（今肯特山）鞠躬、祈禱，與他活著的時候一樣，在他去世之後，這座聖山仍舊繼續在護佑著他。
我們的研究小組走近“大禁地”，就像偵探們在調查一個新的犯罪現場。用《秘史》作為主要向導，我們橫跨平原，並從許多小山和丘陵地帶去勘察原始地形。在遠離有明顯界碑的山脈、河流和湖泊的開闊草原上，我們非常依賴牧民，他們慣於跨越草原，就像水手慣於橫渡大海一樣。一群不斷更換的蒙古學生、學者、當地牧民以及養馬人，總是在陪伴著我們，他們之間隨時都在激烈地爭論著，試圖回答我正在探討的問題。他們的判斷和答案總是比我的好，而且他們的問題對我來說是從未想到過的。他們了解牧人的想法，盡管在陌生的地域，他們也能很容易地確定，他們的祖先將會在哪裏紮營，或將會按哪個方向行進。他們很容易地鑒別出哪個地方蚊蟲多，因而不適合夏季紮營，哪個地方太過暴露，故不適合冬季宿營。更重要的是，他們樂意驗證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騎著一匹馬從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究竟需要多少時間，或對不同地方的土壤和草進行比較，弄明白馬蹄聲的回聲會如何不同。他們知道騎馬越過凍結的江麵需要多厚的冰，何時可步行穿過，何時可破冰涉水而過。
有些描述性質的蒙古地名為我們提供了機會，可以輕而易舉地將它們恢複成蒙古語，或運用到我們周邊的地形上。文件中敘述到成吉思汗首次成為部落首領是在合剌主魯格（Khara Jirugen）山下的闊闊納浯兒（Khokh）湖，它的意思是指“黑心形狀”山下的“藍色湖泊”。那個地方的特征保存了幾個世紀之久，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另外有些地名與成吉思汗的出生有關，比如烏得爾山（Udder Hill）和斯普林湖（Spleen Lake）。這些名稱是適用於描述那個地方的外形特征，還是適用於描述事件曾在那裏發生過呢？由於這種不確定性，這些名稱顯得更具爭論性。而且，因為這一地區經曆八個多世紀的風蝕和幹旱，山或湖的外形也會發生改變。
漸漸地，根據已有的證據，我們盡力將故事接續起來。尋找到成吉思汗童年時期生活過的地方，並追尋成吉思汗的成長之路，有關他生平的一些誤解就能夠立即得到修正。盡管我們對成吉思汗出生地——斡難河邊的小山丘——的準確特征存有爭議，例如，顯然，有很多沼澤而又長著繁茂樹木的河流地帶，與寬闊空曠的草原相比是很不一樣的，草原是大多數遊牧民生活的地方，也是大部分曆史學家認同的成吉思汗的成長地。這種區別使得他與其他的遊牧民之間的差異變得相當明顯。我們隨即就可明白，為什麼《秘史》在成吉思汗的童年時期經常提及的是狩獵而非放牧。地理條件本身將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涯與西伯利亞文化更為緊密地聯係起來，《秘史》所言蒙古人即發源於這種文化；而不是與空曠平原的突厥部族聯係在一起。反過來，這些信息大大地影響了我們對成吉思汗戰爭方式的理解，並影響了我們去認識他是如何將敵對平民視作被驅趕的牲畜，而又如何將敵方士兵視如被追捕的獵物的。
在變化異常的條件和處境下，五年間，我們小組不斷野外調查。2001年1月，我們來到霍洪納格（Khorkhonag）草原，那裏的氣溫變化幅度超過80℃——從沒有遮蔽的廣闊地麵的38℃左右的高溫，到-46℃的低溫。在這樣的地區，我們經曆著旅行中遇到的各種各樣的災難與幸運。我們的交通工具被圍困在冬天的冰雪中，被阻滯在春季的泥淖裏，或者陷入夏季的沙石中；甚至有一次被暴發的山洪衝走。很多次，我們的帳篷被風雪破壞，有時也被爛醉的狂歡所毀壞。在二十世紀最後的幾個夏季，我們盡情地享受無限的牛奶、羊肉。然而，在本世紀的頭一年裏，我們也經曆了牲畜餓斃所帶來的最糟糕的年份，這個動物饑荒稱為“阻德”[ zud，蒙古語，指自然災害，或更準確地說，是指使牲畜長時間無法靠近牧場的各種自然災害的組合。——譯者注。
]，那時我們周圍的馬和犛牛全部倒斃，夜間所有的大小動物都直挺挺地被凍死。
然而，在我們的工作中，從沒有一刻的懷疑或害怕危險。與永久地生活在那些地區的牧民和獵戶日常生活中的艱難相比較，我們的困難是不值一提的。總有意外的插曲，開始隻是一種麻煩，最後卻總能教給我很多有關所在地區及其人民的新知識。從一天在馬上行進近八十公裏這點上，我明白了用近五米的絲帶緊緊地束住下腹部，實際上可以固定住內髒並防止嘔吐。我還明白，在如此漫長的艱苦跋涉中，當沒有時間停下來生火做飯時，口袋裏常備的幹奶酪有多麼重要；騎在木馬鞍上時，我認識到身穿稱為“迪爾”[ deel，即蒙古傳統衣服，類似長袍。——譯者注。
]的厚蒙古長袍的實用性。有一次在不兒罕·合勒敦聖山附近遭遇到一匹狼，在我的同伴看來，那次遭遇是福而非禍。無數次迷路或失控的事情，都會給我帶來新的教訓，比如在確認方位或行進的路線時，以及在等待他人出現的耐心等方麵的經驗。許多次，我體會到蒙古人是多麼密切地了解他們自己的世界，我始終並完全地相信他們機敏的判斷、健壯的體魄和慷慨的幫助。
本書所呈現的，是我們發現的一些要點，沒有更多地敘述我們所遭遇到的有關天氣、食物、寄生物及疾病等方麵的細節，也沒有過多地敘述研究者個人的特殊傾向和沿途遇到的人們。本書所關注的始終是我們工作的使命：去理解成吉思汗和他對世界曆史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