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第一部分講述的是有關成吉思汗在草原上興起的故事，並講述了從他的生年1162年，到他統一所有部落並建立蒙古部落聯盟的1206年之間，影響他人生和性格特征的各種外力因素。第二部分追溯了蒙古人進入曆史舞台的過程，這個過程是通過持續五十年（從1211年至1261年）的蒙古世界戰爭完成的，直到成吉思汗的孫子們之間相互開戰時為止。第三部分考察了接下來的和平世紀與全球的覺醒，這一覺醒奠定了現代社會的政治、商業和軍事製度的基礎。
另一種視角的蒙古史（代序）
姚大力（複旦大學中國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蒙古帝國史的研究，需要涉及太廣袤的地域、太漫長的時間段、太多語種的文獻資料，而漠北草原深處的遊牧政治與文化所留下的翔實記載又太過稀少。這就迫使絕大多數學者隻好根據自身的興趣與擅長，把各自的學術探索聚焦於被進一步分割開來的諸多狹小而專門的分支領域。在這種情況下，一般讀者想要通過直接閱讀一大堆過分專精深奧、過分細部化的專業性著述，從而求得對這段曆史的比較深入貫通的理解，也就變得格外困難了。或許正因為如此，在近代以來的學術界，曾出現過不少大手筆的蒙古史名家；他們力圖在創造性地對各種史料及研究成果進行係統清理、吸納和消化的基礎上，整體地、準確地展現出蒙古民族曆史變遷的宏偉圖景。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英國人霍渥斯的五卷本《蒙古人史》、法國人格魯塞的《蒙古帝國史》，不但贏得了大量非專業的讀者，而且至今仍是從事相關課題的專業工作者必須備置案頭的重要參考書籍。
就其總的寫作宗旨而言，刻下呈現在讀者麵前的這本書，與上麵提到的那幾部名著可以說略有相似之處。為了讀懂《蒙古秘史》這部用漢字記音方式傳承下來的十三世紀的偉大蒙古史詩，作者和他的同事們檢閱了“十二種語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獻資料。本書采集史料的範圍，包括俄羅斯的《諾夫哥羅德編年史》、撰寫於蒙古征服時代的珍貴的敘利亞編年史《巴爾赫布勒斯》，以及伊斯蘭世界的伊本阿昔兒《編年史》、術茲劄尼書等。雖然還不能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這方麵存在最大問題，是作者似乎不能直接閱讀漢語文獻），但是作者在發掘史料和廣泛參照前人研究成果方麵的不倦努力，確實已做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步。不過，它不同於多桑、格魯塞等人著述的地方也很明顯。作者念念不忘的，是從自己特定的專業視角出發，對蒙古帝國興亡的曆史進程作出某種帶有人類學性質的闡釋。他尤其關注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即蒙古對歐亞舊大陸的征服，給予緊接著就跨入近現代門檻的人類社會帶來了一些什麼樣的積極影響？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獨特之處，那麼我們不妨稱之為對蒙古帝國史的文化人類學解讀。
現在讓我舉一個例子，說明作者是如何憑借著人類學視角的觀照來窺透某些曆史事件背後的文化含義的。在闊亦田擊敗“古兒汗”劄木合所糾結的十一部聯盟後，成吉思汗的軍隊卻在接下來追擊潰部的戰鬥中被打散了。他頸脈受創，血流不止，昏迷了半夜才醒過來。這時他隻覺得全身的血已經流盡，口裏幹渴難忍。於是陪伴在他身邊的一名勇士者勒篾便隻身闖入對麵的敵營，去為成吉思汗找尋蒙古人愛喝的馬奶子。《蒙古秘史》的漢文旁注在這裏寫道：“者勒篾帽、靴、衣服自的行都行脫著，獨褲有的赤裸，相抗拒著立著敵人裏麵走著。”（按此語大意為：者勒篾脫去自己的帽子、靴子和上下衣服，光身隻穿著內褲，朝駐紮在對麵的敵方營壘裏走去。）他雖然沒有找到馬奶，可還是從敵營中帶回來一桶馬酪，使成吉思汗從重傷中獲得稍許的恢複。這段故事是每個研習蒙古史的人都熟知的。但是也許此前還沒有人認真想過，為什麼者勒篾在闖進敵營時需要裸露著自己的身子？《秘史》記載者勒篾自己的話說，萬一在敵方營壘裏被人發現，他便能以赤身裸體為證，詭稱自己是在即將被自己人處死之前僥幸逃脫，來投奔對方的。不過，本書作者卻不滿足這一解釋。他說：“對蒙古人而言，當眾裸體是非常失身份的，但要是有一位泰亦赤兀惕人看到有人夜間裸體穿越營地，他們或許會以為是自己人在起床解手。出於禮貌，擔心羞辱到自己的勇士，他們或許會把臉轉過去。”看來這確是一個身處險境的陌生人避免別人注視自己的好辦法！一個非常真實的細節就這樣獲得了更充分的解說。
也許會有人以為，者勒篾為何要赤裸著身子進入敵營，這本身並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原不必如此認真地對它刨根問底。但是他們沒有想到，人類以往的曆史已一去不複返；想研究曆史的人，如果不能夠從五花八門的片斷資料中找回對過去時代的觸摸肌膚般的感知和理解，也就無法真切地“看見”他想追尋的那段曆史。“不拘細節”或以“不拘細節”而沾沾自喜的人，起碼是不能成為像樣的曆史學家的！
當然，蒙古帝國時代的曆史資料並沒有為作者的上述解釋提供直接的證據。那麼作者是從哪裏獲得這項有關知識的呢？他曾廣泛地遊曆過古代蒙古人所到之處，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穿越俄羅斯、中國、蒙古、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去追尋蒙古人的足跡。我用了一個夏天的時間沿著突厥部落在古代遷移的道路行走”；“然後，大致遵循馬可·波羅的海上航線，我圍繞這個古帝國一圈，從華南到越南，穿越馬六甲海峽，到達印度及波斯灣的阿拉伯國家，最後抵達威尼斯。”不過，光靠這種走馬看花式的旅行考察，斷然還無法寫得出像現在這樣的一本書；盡管連作者自己對此也一度估計不足。1998年，他再次去到蒙古。出乎他本人意料的是，原先是為結束本課題研究而安排的這次“收尾式的短暫旅行”，卻變成了另一項長達五年之久的研究。這位文化人類學家如今才真正找回了自己的感覺：這是長期與“一群不斷更換的蒙古學生、學者、當地牧民以及養馬人”一起生活和工作帶給他的最大收益。對於自己的這一大群合作者，他充滿敬意地寫道：“他們之間總是非常激烈地進行著爭論，試圖回答我正在探討的問題。他們的判斷和答案總是比我的好，而且他們經常會提出一些我從未想到過的問題。他們了解牧人的想法，盡管在陌生的地域，也可以很容易地確定他們的祖先將會在哪裏紮營，將會按哪個方向行進。他們很容易判別出哪個地方蚊蟲多，因而不適合夏季駐宿，哪個地方太過暴露，故不適宜冬季下營。更重要的是，他們樂意驗證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騎著一匹馬從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究竟需要多少時間，或對不同地方的土壤和牧草進行比較，弄明白馬蹄擊地的回聲因而會如何不同。他們知道在凍結的江麵上，需要多厚的冰層才能讓人騎著馬走過，在什麼情況下人可以在上麵步行，或者必須破冰涉水而過。”
人類學家總是力圖從被研究對象自身的經驗、思想及其生存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出發，去尋找對於他們行為的社會和文化解釋。所以作者反複強調，《蒙古秘史》的解讀，必須建立在“對十三世紀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具有“深厚知識”的基礎上。他說，除非把文獻讀回到“事件發生的實際地點上去”，否則現代的人們將難以理解史詩敘事的來龍去脈和它作為一部傳記史的意義。散見在本書中的諸多新鮮見解，頗多得益於被作者所全心全意地予以堅持的這一特殊學術取向。
書中另有一個例子也很值得提出來加以討論。在他的父親也速該被塔塔爾人毒死、少年成吉思汗（當時叫作鐵木真）所在的孛兒隻斤家族被他們的近親泰亦赤兀惕部落驅逐出去以後，鐵木真在非常孤立無援的生存環境中與他的同父異母兄弟別克帖兒發生了衝突。結果他殘酷地殺害了別克帖兒。《蒙古秘史》在敘及兩人不和時，僅提到別克帖兒曾先後奪走過鐵木真捕得的一隻雲雀和一尾鹹水魚。在一個亟須同心協力以應付危機的時候，為一點小事而害死自己的親屬，鐵木真的此種行為確實有些令人難以理解。於是本書作者想起了在古代蒙古人中流行的“收繼婚”習俗，即在一家之長死去以後，由其成年的長房長子繼承家長地位，後者並有權利將其生母以外的父親其他庶妻收娶為自己的妻子。作者寫道，在也速該被毒死之後，別克帖兒“漸漸地開始行使最長男性成員的特權”。不僅如此，“別克帖兒長大後，訶額侖（按，此即鐵木真的母親）將接受他作為丈夫。因此，無論在哪個方麵，別克帖兒都是一家之主。然而，鐵木真決不能忍受與別克帖兒共處在這樣的局麵之下”。鐵木真的失常行動由此似乎獲得了相當圓滿的解釋。
不過，作者的這次嚐試還不能算十分成功。這裏的關鍵在於，無論別克帖兒是否具備長房長子的身份，他在當時還遠遠沒有到達能夠“行使最長男性的特權”，包括娶庶母為妻的年歲！
我們不知道別克帖兒的準確年齡。但是他的同父同母弟弟別勒古台一直活到1251年之後；即使後者是死於1170年或1171年的也速該留下的遺腹子，那時他也已經八十歲開外了。這就是說，既然別勒古台的出生年代不會更晚於1171年，則比他略年長的哥哥別克帖兒本人的生年，也不大會早過成吉思汗出生的1162年。所以他極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弟弟；至少不存在任何證據可以讓本書作者宣稱說：“別克帖兒稍長於鐵木真。”所以，在那場悲劇發生時，別克帖兒絕不會大於十一二歲。本書對鐵木真的焦慮所做的推定，其實是很難成立的。
盡管如此，作者的以上討論卻馬上讓我們想起了古代蒙古人的另一種習俗，即在家長去世、而諸子尚未成年時，死者的長妻自然就成為一家之長。也速該留下了兩個妻子，那麼在她們中間，究竟誰才應該獲得對這個破落貴族家庭及其依附人口的最高支配權呢？看來這才是少年鐵木真所麵對的一個真正緊迫的問題，也是引發他們兄弟之間的衝突白熱化的真正催化劑。
《蒙古秘史》沒有提起過別克帖兒母親的名字。本書根據一部較晚期的蒙古史詩，即羅卜藏丹津的《黃金史》，把她叫作“索濟格勒”。清代的蒙古史書《蒙古源流》又稱她為“特克什哈屯”，意謂特克什夫人。但所謂“特克什”其實也不是一個專門的人名，它是tagha這個蒙古語詞的派生詞。蒙語tagha譯言“依從、隨、從”；故而所謂特克什夫人，就是“從夫人”，或者漢語中“如夫人”的意思。為什麼《蒙古源流》要在事隔數百年之後，憑空往別克帖爾母親的頭上戴一頂“從夫人”的帽子，並且一反“秘史”之說，把這位“特克什哈屯”的死安排在兩兄弟火並之前？足見清代前期的蒙古人早已窺出上述家庭悲劇的症結所在，並且竭力想把它掩蓋起來。
因此，本書有關這段情節的猜想雖然有趣，但尚有未安之處。問題並不出在作者所采取的人類學視角，而在於他對曆史資料的閱讀在有些地方似乎還不能完全到位。
倘若不揣冒昧，這裏或許應當補充說，本書敘述中欠於精確的地方，看來還遠遠不止是個別的。朝鮮半島在成吉思汗建國前早就建立了統一的王氏高麗王朝；但作者卻把它的建立歸因於“蒙古人統治的擴張”。在蒙古帝國之前，中國和歐洲，尤其是中國與西歐之間的確長期缺乏直接的相互溝通；可是由此便斷定“在中國沒人聽說過歐洲，而在歐洲則沒人聽聞過中國”，就又顯得有點魯莽了。蒙古人稱驛道係統或驛道中轉設施為jam。事實上，漢語中的“站”字，就是在被用來音譯蒙語的jam一詞之後，才有了“固定的中途轉運地點”這樣的含義。本書把驛站稱為“牙木”（yam），指的是突厥人對這個詞的讀音，這是不錯的。但它同時又說，驛站亦名為ortoo。蒙古語裏恐怕沒有這個詞語；作者所指，或為ortoq一詞，元代漢語將它音譯為“斡脫”。它在元代是指借用政府的權力替蒙古貴族貿易生息的“官搗”，其中以中亞和西亞的外來移民居多。他們做生意時，很可能會通過各種途徑廣泛地利用驛站係統，但是“斡脫”一詞從未變成過驛站本身的別名。
再舉兩個略微複雜一點的例子。一是本書對蒙古部落的原初經濟文化形態，提出了一個相當大膽獨特的見解，即把蒙古部的生存環境定位在“草原與北部西伯利亞森林的交界處”，借以突顯出森林狩獵型文化對蒙古人思想和行為方式的深刻影響；作者由此便推斷說，他們與真正生活在草原上的遊牧人，體現出“完全不同的特性”。這個說法，似乎對蒙古人圍獵方式與其慣用的軍事戰略及其他社會動員手段之間的相似性，給出了某種很完美的解釋。或許是出於專業性的直覺，他很靈敏地感悟到，較晚才從大興安嶺遷移到漠北草原的蒙古部，其生活和生產方式的發達程度，與乃蠻、克烈等部落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這使我想起乃蠻王妃對蒙古部的譏諷；她曾罵他們是一幫“歹氣息、爛衣裳”的烏合之眾。但是，如果作者所說的“蒙古人”也包括像泰亦赤兀、主兒乞惕等較富裕強大的部落在內，那我們就不能否認，十二世紀的蒙古文化從總體上說其實早已演變為遊牧的文化了。不應該把鐵木真氏族因被他們所屬的大營盤驅逐出去而陷入的艱難處境，看作是蒙古部落整體生存狀態的寫照。另外，大規模的圍獵活動，即使起源於森林狩獵民的傳統，也早已轉變成了草原遊牧人的經濟和社會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沒有必要硬將它看作是隻能屬於森林狩獵民的技術。
其二，書裏說道：“蒙古官員發現歐洲和中國的數學太簡單、不實用，於是他們采用阿拉伯、印度數學中的許多實用的新方法。”書中又說：“他們很快就認識到用阿拉伯數字來表示縱橫位置的優點，並把零、負數和代數學介紹到了中國。”阿拉伯和印度數學之被引入當日中國，既不出於“蒙古官員發現”雲雲，也不是因為“中國的數學太簡單、不實用”，隻不過是從伊斯蘭世界大批東來的中亞和西亞知識人很自然地將他們早已熟悉的一種技術隨身帶到了中國而已。事實上，這些數學知識基本上也隻在他們中間流行和應用。在元代安西王居第遺址中發現過一塊鐵板鑄造的“方陣圖”。它共有三十六格，分別在其中刻鑄從一至三十六的阿拉伯數目字；每個直行或橫行的六個數字相加，其和都是一百十一。這是包含零在內的阿拉伯數字傳入中國的最早實證，但它並不能證明上述方陣排列法本身也是那時從域外傳入中國的。因為在南宋末年錢塘人楊輝的《續古摘奇算法》一書裏，已經出現了比安西王所藏更複雜的方陣圖；它橫豎各十格，內填一至一百共一百個數字，每橫行和每直行相加，其和俱為五百零五。倒是類似現代算術裏用豎式計算多位數與多位數乘積的方法，明代稱為“鋪地錦”或“格子算”，則很可能是在元代經由中亞細亞伊斯蘭世界傳入中國的印度數學技術。除了像這樣的極少數例外，在元代傳入中國的阿拉伯數目字、阿拉伯與印度數學，包括經由阿拉伯中轉的歐洲數學如歐幾裏得幾何學等等，似乎大都不曾被真正接納到中國人自己的知識體係中去。
上麵提到的這些缺憾足以提醒讀者，哪怕是對一本寫得十分精彩的書，我們也沒有理由把其中所講的一切內容都毫無保留地予以接受。這又使我想到，在本書再版的時候，能不能在書中增加一些附注，既用來表彰該書所獨有的精當新穎之處，也對那些敘事還不夠精審的地方予以必要的疏證或說明。之所以會有這個念頭，是因為我猜想，這本書注定會在中國成為讀者麵極其廣泛的暢銷讀物。層出不窮的“戲說”作品啟發了人們對曆史知識的興趣，越來越多的人想進一步追問：“真的”曆史，也就是演繹出諸多“戲說”故事的這段或那段真實曆史過程，究竟是如何在過去的歲月中現實地發生的？可惜的是，絕大多數以研究曆史為專業的人，一麵慨歎幾乎要被“戲說”氣死，一麵卻依然故我地隻顧埋頭炮製遠遠離開大多數非專業讀者的興趣及其閱讀能力的“論文專著”。所以在今日中國，由貌似高深的大部頭“專著”所裝點的“學術繁榮”已甚有過度之勢，唯圖書市場又最缺少“企鵝叢書”或“岩波新書”“中公書庫”一類具有極高專業水準的普及本讀物。
其實，想要提高作品的可讀性，未必以降低它的學術準確性，或者以辜負讀者的高智商作為代價。正相反，它很可能會對作者本身的智慧及其學術品格形成某種挑戰。因為它要求作者具有一種更開闊、更深刻的整體性關懷和對人類精神價值的敏銳洞察力，把他正在討論的問題放置到人類普遍經驗的認知框架中去定位和講述。想把一本書寫得讓人讀不懂，這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把很專門化的問題表述得使缺乏專業基礎的人也能理解，並且還要使他閱讀得饒有興趣，那就十分困難了。在如何將曆史知識轉化為一般人們的最大限度的共識方麵，本書作者的努力應該說是非常成功的。
對所謂“普及性”一詞，很容易引起誤解。說某書具有普及讀物的性質，決不意味著它就不值得被專業工作者閱讀。專業工作者不但需要廣泛接觸其所從事領域之外的許多“普及性”讀物，而且也完全可以從同一領域的優秀普及讀物中獲得某些專業上的啟發。除了對新近解除禁閉政策的成吉思汗埋葬區的有關信息，本書所提到的絕大部分曆史事實是我原來就已經了解的。但是很誠實地說，這絲毫也沒有影響我在某種新鮮感的推動下，幾乎一口氣看完了這部著作。書裏不時閃現出來的許多銳利見解和生動而流暢的議論，經常會以嶄新的觀念化的形式將舊有的實證研究重新激活，或者觸發一係列新的細部考察，並由此在很多方麵推進我們對那段曆史的理解。足見外在形式十分平易的曆史敘事，也可以被寫得具有高度的學術張力。
我們都知道，近代人類社會的世界體係，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對外擴張的衝擊之下形成的。但就舊大陸而言，在近代之前，已經出現過一次維持了大約一世紀之久的“世界體係”；而它正是由成吉思汗締造的蒙古帝國所促成的。三十多年前，有一位學者曾全麵研究過這個近代以前的世界體係。本書力圖追尋的，則是這兩個世界體係之間的曆史聯係。作者用充滿激情和想象力的筆調寫道：“偉大的曆史人物，不能被整齊地卷塞在書皮之間，也不能像受壓的植物標本被熨平。……當事件本身從人們的視野中淡去後，它們的影響還將長期存在。就像一口鍾的振蕩聲一樣，在停止敲擊之後，我們仍可以感覺到它。成吉思汗離開曆史舞台已經很長時間了，但他的影響將持續地縈繞在我們這個時代。”
曆史經常喜歡以“吊詭”的形式來呈現自己的麵貌。蒙古對外戰爭的血腥殘忍，它給受害方造成的經濟文化破壞和強烈的精神創傷，足以使今天的人們在閱讀相關記載時依然感到不寒而栗。在把對各地的軍事占領轉變為持久統治的過程中，蒙古人也施行過不少暴政，做過許多不識時務的事情。本書說他們“對國際主義不斷地顯示出極大的熱忱”，又說南宋軍民“發現，在生活習性和思想感情方麵，他們與蒙古人的共同點要比他們與宋廷官僚的共同點更多”。這顯然已屬於太過離奇的“同情的理解”。但在另一方麵，蒙古帝國又確實打破了在它之前存在的此疆彼界所帶來的種種阻隔。要是沒有這個帝國的存在，十三及十四世紀舊大陸範圍的“全球史”，乃至於後來時代歐洲——它之受惠於當日東西方之間的交流，明顯要超過與它相向的另一極——的曆史，也就一定會是另一種樣子了！是曆史的“合力”，將人類所蒙受的很多災難性事件轉換為推動他們福祉的客觀條件。揭示蒙古帝國與現代世界形成之間的曆史聯係，並不意味著要為當日蒙古對他國的侵略和蹂躪進行申辯。
本書簡略描繪出，包括科技、戰爭、衣著、商業、飲食、藝術、文學和音樂等等在內的“歐洲人生活的每一方麵”，如何“由於蒙古人的影響，而在文藝複興時期發生了改變”。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恰恰也就是在文藝複興的後期，“歐洲啟蒙運動卻產生出一股不斷增長的反亞洲精神”；而“對蒙古人的詛咒”，則成為批判“亞洲劣根性”的最典型言說之一。此種歐洲中心論的幽魂後來又奇怪地與霸權主義的意識形態貼附在一起。就這個意義來說，作者的有關闡述似乎還是有所針對的。從中國讀者的角度說來，他們對曆史上的遊牧人與定居農耕社會之間相互關係的了解，較多的是集中在沿“長城南北”這一軸線而伸延的那個層麵上。因此，本書按內陸歐亞草原帶的東西軸線來鋪展的宏偉畫卷，也一定會在體察成吉思汗與現代世界的曆史聯係方麵，給他們帶來很多意想不到的認識和啟發。
最後，我要從個人專業的角度說一點題外的感想。這本由人類學家撰寫的蒙古史著作又一次生動地提醒我們，曆史學研究固然應當充分發揮其人文取向的原有傳統優勢，但是與此同時，它也必須同各種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保持全方位的溝通和相互滲透。當代中國的各種社會科學，大都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重新建立起來。中國的曆史研究者和高等院校的曆史專業教學，在對於如何吸納社會科學的理論、觀念和方法的問題上，至今仍缺乏最基本的意識。就如同一位文學評論家說過的：“我們都被創新的狗追得連撒尿的時間都沒有。”諸如“大部頭”“多卷本”“係列著作”和各種名目的量化指標，把本來就先天不足的一代專業工作者逼得根本沒有再學習的時間和精力，又給下一代樹立了很壞的榜樣，造成寫書人比讀書人還多的怪現象。正因為如此，當我讀到本書作者敘述自己計劃中的收尾式旅行如何變作“另一個五年的研究”時，我心中頓時充滿了一種難以言狀的淒涼的感動！這不是一本十全十美的書，但是憑著作者在當年心甘情願地開始“另一個五年”的精神，我就敢於相信，這是一本值得我們認真去讀的書。
2005年12月寫於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