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9 他們的
“金光”
Their Golden Light
中國和巴黎的
藝術家爭著為大汗獻藝。
——愛德華·吉本
在1287－1288年之際的一個冬日，正值彌撒期間，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從他的王座上站起來，向剛到的蒙古帝國忽必烈汗的使者列班掃馬致意。一旦列班掃馬到達英王的朝廷，他就可能成為曆史上走得最遠的官方使者，從蒙古首都開始，他在陸路上繞行一萬一千二百公裏，穿過中東的主要城市，經過歐洲諸國的都城。英王愛德華站在使者麵前，沒有向使者遞交歸附蒙古大汗的投降書，卻從使者手中接過了作為基督徒共享的聖餐——麵包。因為以前到蒙古的歐洲使者都是牧師，所以忽必烈汗也要派一個基督教牧師使者，於是他選中列班掃馬，雖然他是亞述派基督徒，但他還是一個忠心的蒙古人。
列班掃馬最初的使命是，從忽必烈汗的都城到耶路撒冷去朝聖，但到巴格達後，他的上司讓他改道去歐洲，時為1287年。除了拜見波斯的蒙古伊利汗、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安德羅尼古斯二世、羅馬的紅衣主教團、巴黎的法國國王菲利普四世之外，列班掃馬一路到達愛德華的朝廷，這是他行程的終點。他把信件和禮物沿途分發給各位君主，在啟程赴下一個目的地前，他總是在每個國家的朝廷中停留數周或數月。他利用這段時間到處觀光，會見學者、政客和教會官員，向這些人介紹蒙古大汗和從屬於大汗的伊利汗，傳遞他們想與世界各國和平交往的強烈願望。在回來經過羅馬時，教皇尼古剌四世邀請列班掃馬用自己的語言舉行彌撒；然後，在1288年的聖枝主日[ 複活節前的星期日。——譯者注。
]，教皇舉行彌撒，並親自將聖餐發到這位蒙古使者的手中。
歐洲的君主們在他們的朝廷上公開地接見列班掃馬，但是，此前蒙古派出的許多使者都被教會和這些國家所冷落。據馬修·帕裏斯所說，早在1247年，貴由汗統治時期，就有蒙古大使來到法國宮廷；第二年的夏天，又有“兩位來自韃靼的使者，被他們的君王派來拜見主教大人”。然而，在早期的來訪中，歐洲官方似乎害怕泄露關於蒙古人的任何信息。正如帕裏斯寫的：“他們到來的消息被教廷封鎖得十分嚴密，連教士、公證員及其他和教皇交往密切的人都不知道。”還有一次是在1269年，當波羅兄弟——馬菲奧和尼哥羅——從他們首次的亞洲之行返回時，他們帶回了忽必烈汗向教皇發出的邀請，即向蒙古派出一百名牧師，他們可以與蒙古朝臣切磋學問。
由於整個蒙古帝國非常強調宗教信仰自由，因此，當列班掃馬到達歐洲、發現隻允許存在一種宗教時，他感到十分驚訝。特別讓他感到奇怪的是，宗教領袖不但擁有比政府還要大的政治權力，而且還擁有這麼多影響普通群眾日常生活的世俗權力。因為自己本身就是基督徒，所以列班掃馬很高興看到他所信奉的宗教能獨占鼇頭，但是這一切卻與蒙古帝國的情況形成強烈反差。在蒙古，許多宗教百花齊放，而且，它們在為自己打算之前必須先為帝國的需要服務。
盡管他的來訪備受矚目，在歐洲還得到了熱情的款待，但是，與以前那些不被承認的使者相比，列班掃馬卻沒有更好地完成使命；他沒有與任何一個歐洲君主或教會官員達成某種協議。他的成功僅僅在於，他設法使教皇承諾，派有學問的人去蒙古朝廷，因為這已經是忽必烈所多次要求的。沒有完成外交使命，列班掃馬回到了波斯伊利汗的朝廷，講述了他旅行的情況，它們被人用敘利亞文抄寫下來，名為《蒙古諸汗派往歐洲之特使和全權代表——列班掃馬行狀》。列班掃馬之行，特別是他送給英王聖餐和親自從教皇手中接受聖餐，說明蒙古人自入侵歐洲五十年以來，是多麼深刻地改變著世界。曾幾何時，眾多文明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裏，很大程度上互不了解，現在它們融為一體，成為一個統一的洲際交通、商業、技術和政治體係。
蒙古人不再使用騎馬的武士和可怕的攻城裝置，他們現在派出恭順的牧師、學者和大使。蒙古征服戰爭的時期已經結束，而蒙古和平的年代才剛剛開始。世界形勢出現了和平與繁榮的顯著變化，出於對這一現象的公認，後來西方學者把十四世紀命名為“蒙古強權下的和平世紀”，或“韃靼統治下的和平世紀”。蒙古諸汗正通過和平的貿易和外交手段，努力發展與他國的商業和外交關係，這一切已不能用武裝暴力來取得了。通過各種不同的方法，蒙古人前仆後繼地去追求他們心中的神聖目標——將所有人統一在“長生天”之下。
蒙古商業的影響力要比他們的軍隊更深遠，在忽必烈汗統治時期，蒙古帝國轉變為“蒙古公司”。在整個十三世紀和十四世紀初，蒙古人維持著橫跨帝國各境的商貿路線，每隔約三到五十公裏就修築備有各種必需品的驛站，這些驛站提供作為運輸工具的牲口，還有一些向導，他們可以引領商人通過險要地帶。與列班掃馬出使歐洲同時、生活於蒙古朝廷中的馬可·波羅，以前在旅途中就經常使用蒙古的中繼驛站，可能是熱情過頭而忽略了事實，他說，這些驛站不僅“華麗”和“宏偉”，而且陳設著“適合國王使用的絲製床單和各種奢侈品”。為了促進沿途的貿易，蒙古當局頒發了一種具有護照和信用卡功能的原始證件，蒙古的“牌子”（Paiza）是一塊比手掌大的金牌、銀牌或木牌，它用一根鏈條穿著，戴在脖子上或係在衣服上。憑著這塊金屬牌和一些像老虎、矛隼那樣的記號，不識字的人也可以確定旅行者的重要地位，從而提供適當的服務。“牌子”使持有者可以在帝國全境旅行，並保證了他的安全、住宿和交通，並使他免除當地的賦稅或差役。
蒙古人拓展維護商路，並不是因為他們在思想上真正重視商業交流，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成吉思汗時代蒙古部落組織內部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財產共有製度，每個宗親各得一“份子”，即“忽必”（khubi）。就像每個孤兒寡婦、每個士兵都有權得到在戰爭中搶來的適量物品一樣，每個黃金家族成員也有權占有帝國各地的一份財富。非蒙古官員得到的是支付的薪俸，而高級蒙古官員則不然，他們拿到的是多份貨物，然後在市場上把它們大部分出售賺錢，或用來交換其他商品。作為波斯伊利汗國的統治者，旭烈兀仍然擁有在其哥哥忽必烈統治之下的2.5萬戶中國絲織工匠，他也對西藏的山穀流域行使所有權，他還可以得到北方草原的毛皮和獵鷹，當然，他還有牧場、馬匹和分配給他的住在蒙古故地的戰士。蒙古統治家族的每一係，都可以要求得到屬於他們的天文學家、醫生、織布工、礦工和雜技演員。
忽必烈擁有波斯和伊拉克的農場，還有成群的駱駝、馬匹、綿羊和山羊。一隊傳教士穿梭於帝國，到一地去檢查貨物，到另一地去核實賬目。當中國的蒙古朝廷送給波斯瓷器和藥物時，波斯的蒙古人要為其中國親屬提供香料、鋼鐵、寶石、珍珠和紡織品。作為搜集運送貨物的回報，中國的蒙古人可以得到這匹貨物的四分之三；不過，他們要輸出相等數量的貨物給其他地區的同胞。忽必烈汗引進波斯的翻譯人員和醫生，還有一萬名俄羅斯士兵，他們是用來墾殖首都以北的土地的，這些俄羅斯人待在那裏成了永久居民，他們的活動一直記錄在中國的官方史書中，直到1339年最後一次被提及。
盡管家族各係之間為爭奪大汗之位而產生政治分歧，但是經濟和商業係統繼續正常運作，隻有短暫的中止或因零星的衝突而走了彎路。有時甚至在戰爭期間，對抗的雙方也允許貨物的流通。窩闊台汗的孫子海都，是中部草原的統治者，他經常反叛其堂弟忽必烈，盡管如此，海都也仍舊擁有中國南京周圍的大量工匠和農夫。在反忽必烈汗大會期間，海都要求運回他在南京的貨物，可能是出於交換，海都允許忽必烈從草原部落索取屬於海都的馬匹和其他貨物。蒙古帝國的政治版圖主要分成四個部分——中國、莫臥兒斯坦、波斯和俄羅斯，這絲毫沒有減少他們相互之間的貨物需求。如果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政治分裂反而增強了他們維持古老的財產共有製度的願望。假如一個汗拒絕把他人的份額交給其他家族成員，那麼，其他人也將拒絕把各自境內屬於他的份額送給他。共有的經濟權益遠勝於政治紛爭。
經常性的財產分配活動逐漸使蒙古的戰爭線路變成了商業大動脈。通過不斷擴大的蒙古驛站係統——“奧托”（ortoo）或“牙木”（yam），馬隊或駝隊把各種消息、人員和貨物從蒙古送到越南，或從朝鮮半島送到波斯。隨著貨運的增長，蒙古當局試圖找到比舊有傳統路線更迅速更便捷的路線。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忽必烈汗於1281年發起一次重大的探險活動，以查明黃河（蒙古人稱之為“黑河”）的源頭並繪製成圖，學者再用這些信息製成一幅詳細的黃河地圖。探險隊開發出一條從內地通往西藏的線路，蒙古人以此將西藏和喜馬拉雅地區納入其郵路係統。在蒙古時代，這些新線路使西藏與中國內地在商業、宗教和政治上的聯係空前加強，遠遠超過西藏與其他地區的聯係。
在軍事戰爭期間，蒙古官員總是竭盡全力去尋找關於敵人營地或城市的精確地圖、地圖集和其他地理書。在忽必烈統治下，學者綜合中國、阿拉伯和希臘的地理學知識，創立了聞名於世的、最精密的繪圖法。忽必烈汗引進很多阿拉伯地理學者，如著名的劄馬剌丁，在這些人的影響下，工匠們於1267年為忽必烈製造出地球儀，上麵繪有歐洲和非洲，還有亞洲及相鄰的太平洋島嶼。
盡管最初的商業路線是通過軍事征服戰爭開辟的，然而不久人們發現，雖然軍隊依靠戰馬可以在陸地上快速穿梭，但數量巨大的貨物還是以水運為便。蒙古人拓寬延伸大運河，使它連接黃河與長江，以便更遠、更有效地把穀物和其他農產品運往北方地區。他們將中國的工程技術應用於新環境，在全國建造水利設施。在雲南，蒙古地方官修建十幾個與溝渠相連的堤壩和水庫，它們一直保留到現代。
對日本和爪哇用兵的失利，促使蒙古人更多地關注造船業，在他們的軍事努力失敗時，他們就把這些知識用於和平的商業目的。忽必烈汗作出戰略性的決定：主要用船把貨物運進他的帝國，因為他意識到，水路運輸依靠風和水流，所以成本低，更有效率。相比之下，陸路運輸依靠人力和畜力，他們需要不停地喂養，而且速度慢。最初，蒙古人用船運送三千噸物資，但至1329年，運力已達二十一萬噸。馬可·波羅回國時從中國坐船到波斯，他描述說，蒙古船隊有四艘桅杆大船，乘著三百船員，還有六個船艙中帶著各類陶器的商人，其人數也差不多。根據伊本·拔圖塔記載，為給船員們提供新鮮食物，有些船甚至還在木盆中種上成活的植物。忽必烈汗不斷建造適於遠航的大船，便於裝載重負荷的貨物，還修建港口，供貨物搬運。蒙古人推廣指南針在航海中的應用，學會製作精密的航海圖。從中國南方的刺桐港（泉州）到波斯灣的霍爾木茲海峽，這條線路成為遠東和中東的主要航線，被馬可·波羅和伊本·拔圖塔及其他人使用。
船隊沿途還停靠在越南、爪哇、錫蘭和印度的港口，每到一處，蒙古人就會得到大量的貨物，如蔗糖、象牙、桂皮和棉花，這些東西在蒙古國內是不易出產的。從波斯灣出發，船隊進入蒙古勢力影響之外的地區，繼續與當地進行正常貿易，換取來自阿拉伯半島、埃及和索馬裏的琳琅滿目的貨物。這些地區不受蒙古體製的影響，其統治者和商人沒有采用共有製度來分配蒙古的貨物；而蒙古當局卻與他們建立起長期的貿易聯係。正如蒙古在征服戰爭中表現的那樣，在其卵翼之下的附庸國，成為蒙古在商業上的有力競爭對手，他們開始取得印度洋地區貿易的支配權。
為把貿易延伸到蒙古政治勢力之外的新地區，蒙古人鼓勵一些臣屬地區特別是中國南部，向外移民並在外國的港口建立貿易點。縱觀整個蒙元王朝統治時期，上千中國人離鄉出海，到越南、柬埔寨、馬來半島、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島的沿海地區定居。他們大多從事航運貿易，像商人一樣往來於通向港口的江河上，但他們也逐漸地擴大到其他行業。
為更直接地通往歐洲市場，不再遠距離繞道南方的伊斯蘭國家，蒙古人鼓勵外國人在帝國邊緣的黑海沿岸建立貿易站。雖然蒙古人最初襲擊貿易點，但早在成吉思汗統治時期的1226年，他們就允許熱那亞人維持克裏米亞的貿易站卡發，後來又增設一個站點塔納[ 今俄羅斯羅斯托夫以南、頓河河口南岸。——譯者注。
]。
為保護這些陸海貿易站，蒙古人不斷追捕海盜和劫掠者。在1340年出版的一本商業手冊《貿易實踐》中，佛羅倫薩商人弗朗西斯科·白度西·佩戈洛蒂強調，通往蒙古契丹省[ 指元代遼陽省，包含今黑、吉、遼和內蒙古東部。——譯者注。
]的道路“無論是在白天還是在夜晚，都是非常安全的”。
新貿易線路的開通，使因蒙古入侵而遭到普遍破壞的波斯、伊拉克的製造業聯為一體，也為中國的製造業創造機遇。蒙古人征服中國所產生的破壞力，遠小於他們在中東的軍事行動，忽必烈迫切要求把傳統的中國陶器輸入上述市場，也需要將伊斯蘭和印度的技術廣泛地引入中國。通過共享分配，蒙古皇族控製整個歐亞大陸的大量產品，但他們要依靠商人階層運輸和出售這些陶器。蒙古人從武士變成了食利者，但他們卻沒有使自己變成商人的能力和顯著願望。
蒙古精英階層與貿易的緊密聯係，表明他們與傳統的明顯決裂。從中國到歐洲，傳統的貴族一般都鄙視商業活動，認為它們是有損尊嚴的、肮髒的，而且通常認為它們是不道德的；工商業的重要性被列在入仕和信教之下。而且，這一時期的歐洲處於封建社會，其經濟觀念就是，每個國家應該自給自足，還有，每個領主的領地應該盡可能實現自力更生。留在領地內的任何貨物，不是為耕地農民換取其他物品，而隻是為貴族家庭或教會購買珠寶、宗教聖物和其他奢侈品。封建統治者總是利用農民來滿足他們自己的需要——生產糧食、栽培樹木、製造工具、紡織布匹，他們幾乎不可能為農民去交易。在封建製度下，對輸入物品的依賴，標誌著一個家庭的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