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中華帝國在數個世紀的抑商環境下運作。他們邊界上的城牆，成為限製貿易的重要手段，事實上也是保持國家財富完整並將其留在城內的重要手段。對這些統治者來說，放棄商貿物資就等於向鄰國進貢，他們企圖盡可能避免出現如此情況。商人的地位僅高於盜賊，這是中國文化的偏見，蒙古人直接衝擊這種偏見，他們正式把商人排在所有宗教和職業之前，僅次於政府官員。儒家學者的地位迅速跌落，蒙古人迫使他們從傳統中國社會的最高層下降到社會的第九等，即在妓女之下，僅高於乞丐。
自成吉思汗時代以來，蒙古人認識到，在某地習以為常和理所當然的東西，在另一地就成了異乎尋常和有銷售潛能的物品。十三世紀後期的幾十年成為狂熱地尋找新商品的時期，這些新商品能在不斷擴大的蒙古商業網內出售，或者用來交換舊商品，再以新的途徑將舊貨銷售。從染料、紙張和麻藥到開心果、爆竹和毒藥的每一樣東西，都有潛在的買主，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而蒙古官員似乎必須找到那些可能成為買主的人及其居處。為適應市場的整體需求，中國的工場最終不僅要為世界市場生產傳統的中國瓷器、絲織工藝品，而且還要為專門市場增加全新的品種，包括製作刻在象牙上的聖母瑪利亞像和幼年基督像，出口給歐洲。
蒙古人促進貿易的發展，通過征收地方上的產品，並為它們找到國際市場，蒙古人引進許多新的紡織品。這些紡織品的來源仍可以從它們名稱的詞源上看出來。有一種特別平坦光滑的絲綢，在西方稱之為“satin”（綢緞），它的名稱取自於蒙元王朝的刺桐港（Zaytun，泉州），馬可·波羅就是從那裏起航回國的。還有一種高檔的裝飾布料，叫作“damask silk”（錦緞），其名稱來源於大馬士革城（Damascus），大多數從波斯伊利汗國來的商隊都要途經大馬士革去歐洲。馬可·波羅提到另一種產於摩蘇爾[ 今伊拉克北部城市。——譯者注。
]（Mosul）的精細布料，它在古法語中叫“mouslin”，然後在英語中稱為“muslin”。
甚至許多微不足道的東西也可能產生高額利潤。新商業促使紙牌遊戲迅速流行，因為商人和士兵發現，紙牌很輕、容易攜帶，是一種有趣新奇的消遣活動。象棋和其他棋盤遊戲需要帶笨重的棋子，相比之下，士兵或騎駱駝者可以隨身攜帶一大包紙牌。新行情刺激著更快、更便宜地生產紙牌的需求，而雕版印刷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此方法通常是用來印刷宗教經文的。紙牌印刷的市場要比經文印刷廣闊得多。
曆史上大多數征服性帝國把自己的文化強加於被征服地區。羅馬人把拉丁語、他們的神，和他們對酒、橄欖油的偏愛強加在人們頭上，他們甚至把小麥種在它無法生長的地方。從土耳其的以弗所到德國的科隆，每一座羅馬城市的市內布局和建築風格，從市場、道路到圓形支柱或門道的細部，都是一模一樣的。在其他時代中，英國人在孟買蓋起都鐸式的建築；荷蘭人在加勒比海建造風車；西班牙人以自己的風格，在從墨西哥到阿根廷的地區修建大教堂和廣場；美國人在從巴拿馬到沙特阿拉伯的地區建立別具特色的居民區。隻有對某處的實物遺跡進行研究，考古學家才能追溯印度、阿茲特克、馬裏、印加或阿拉伯等帝國的發展情況。
與此相比，蒙古人對被其征服地區的踐踏要輕得多。他們沒有給那些地方帶去與眾不同的建築風格；他們沒有把自己的語言和宗教強加於被征服地區，因為在更多情況下，他們禁止非蒙古人學習蒙古語；蒙古人沒有強迫人們種植外來作物，也沒有強行改變臣民整體的生活方式。
蒙古人擅長動員大量人員和利用新技術為戰爭服務，在蒙古和平年代，他們繼續遵循同樣的原則，將遊牧社會的流動性應用於定居區的生活和文化。蒙古軍隊把網羅的翻譯人員、抄寫員、醫生、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分配給各個家族，他們還以相同份額分配了音樂家、廚師、金匠、雜技演員和畫家。當局把知識工人分別立戶，連同其他工匠、牲畜，和經長途跋涉或海上旅行運來的貨物分給各類匠戶。
傳統帝國將財富積累在單個的都城中。所有的道路都通向首都，所有東西的精品都聚集在那裏。都城支配著帝國，像羅馬或巴比倫這些都城的名字成為整個帝國的名稱。蒙古帝國從未有過一個唯一的主要城市，在帝國內，貨物和人民經常從一地流向另一地。
1261年，忽必烈汗設立勸農司，以一個最高長官統領，下麵還有八名隨員，他們要想辦法改善農民的生活，提高其生產效率。除了促進農作物的種植以外，勸農司通常還有責任保護和提升農民的福利。這個傾向於農民的政策，表明政府在其職能上的態度發生了重要轉變，此前的保守態度來源於蒙古人傳統的遊牧生活方式，對農民階級和農業問題曆來不夠重視。在蒙古占領漢地社會之前，多數農民在所有小地區耕種一樣的作物；作物是隨大區域的變化而變化的，而在大區域內部都是一樣的。蒙古人鼓勵農民種植那些與氣候、土壤類型和排水方式最相適的作物。這種轉變使小地區的作物品種增加，生產率也得以提高。蒙古當局鼓勵把中國傳統作物如茶葉、水稻，推廣到新的地方，尤其是推廣到波斯和中東。蒙古人找到更好的生產工具，他們把一種改進後的三角犁從東南亞引入中國。
蒙古人控製波斯後，馬上就設立了一個機構，去鼓勵和改進那裏的農業。經過數千年的耕種之後，這個地區的土壤退化，嚴重影響生產率。蒙古人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就是，從中國大量進口種子，並在需要時引進他們最近培植的嫩芽、新枝和整棵樹苗，建立農業試驗站，以適應中東的氣候和土壤。他們帶來各種新稻、粟，還有果樹和根係植物。在蒙古人到來之前，印度、中國和波斯種植許多柑橘類水果，但是蒙古人不停地移植和混種這些品種，使得每個地區的種類更多了。在中國南方的廣州附近，蒙古當局建了一個種著八百棵檸檬樹的果園，它們是從中東地域進口的。在波斯大不裏士，蒙古人培植大片檸檬林和柑橘林，它們是從相反方向進口的，即從中國輸入中東。蒙古人移植越來越多的品種，有豌豆、豆子、葡萄、小扁豆、堅果、胡蘿卜、蘿卜、甜瓜和各種葉類蔬菜，接著他們培育出新的種類和雜交品種。除供給人和牲畜的糧食作物之外，蒙古當局一直對用於紡織的棉花和其他作物非常感興趣，還關注著製成繩、染料、油類、墨水、紙張和藥材的各種原材料。
由於紡織貿易有利可圖，以及它在對外貿易中擁有的突出地位，蒙古統治者對各種從牲畜身上產出的毛織品一直特別感興趣，還有農牧者製造的絲綢、棉花和其他纖維品。1289年，為擴大棉花的種植，蒙古人設立木棉提舉司，並派官員前往新征服的東南沿海和長江沿岸省份。這個機構想方設法在北方小麥區種木棉，改進紡織加工技術。雖然絲綢在中國國內外享有盛名，但是木棉馬上被證明是一種很有價值的新纖維作物。一個地區每一次的革新都有可能引起其他方麵的許多變化。新作物需要用新方法去犁耕、種植、灌溉、修枝、係樁、收割、插條、脫粒、磨碾、運輸、儲藏、釀造、蒸餾和烹飪；全新或略微改變了的技術，需要使用新的工具和設備，接著又需要新的製造技術。
蒙古人使文化傳播更加方便。隻進行貨物交易是不夠的，為使用許多新產品，整個知識係統也必須交流。比如說，麻藥並不是有利可圖的生意，除非有大量關於它們用法的知識，為達到這個目的，蒙古朝廷將波斯和阿拉伯醫生引入中國，同時又把中國醫生送往中東。每一種知識都包含著推銷商品的可能性。很明顯，中國人有著豐富的藥理學知識和獨特的治療方法，如針刺——將針插入身體的關鍵部位，灸術——用火和熱作用於類似部位。然而，伊斯蘭的醫生在外科上更富有經驗，但基於解剖死刑犯的屍體，中國醫生又獲得關於人體內部組織器官和循環係統的詳細知識。為鼓勵醫學知識的全麵交流，蒙古人任用來自印度和中東的醫生，還有中國的治病術士，在中國建立了醫院和培訓中心。為學習西醫，忽必烈汗專門設立一個部門，並聘用一位基督教學者執教。
蒙古人在大不裏士附近建立一所療養院，它既是一所綜合性醫院，也是東西醫學的研究中心和培訓基地。1313年，在蒙古統治下的波斯，拉施特·哀丁出版首部在中國境外刊印的中醫學名著，裏麵包含許多實際上來源於中國的圖例說明。事實上，中國的針刺療法在中東並不流行，因為以伊斯蘭世界的價值觀念，此種療法在將針固定在人體上時，會產生過多的身體接觸和推拿；但另一方麵，中國的脈診在中東和印度的伊斯蘭世界中很受歡迎，因為在診斷病因和開藥治療前，它隻需醫師觸摸病人的手腕，使用這種新式方法，醫生就能在治療女病人時不會損害她家庭的名譽。
統一中國後僅數年，忽必烈就設立了掌管曆法的司天監和大量印刷各種日曆和年曆的印刷機構。如果一個統治者因“天命授權”而統治人民，那麼他就必須顯示出劃定時間、預測月相盈虧和季節變化的能力，而且，對於提升自己在公眾輿論中的威望最重要的也許就是能推測日食和月食的時間。然而，蒙古統治者麵臨的一個大問題就在於他們的曆法。在隻有一個朝廷和首都的傳統帝國中，擁有一部官方的曆法就足夠了，而其他民族則繼續保持自己原有的曆法，兩者無甚關聯。蒙古帝國是“多頭”的，每座都城相距遙遠，為有效地調動軍隊和大量物資，就非常有必要使這些都城互相協調。東亞地區使用十二生肖紀年；而伊斯蘭國家采用累年遞進的月曆，這是建立在宗教基礎之上的；波斯人把太陽運行時的晝夜平分點（春分或秋分）作為一年的開始，有些重大事件就是以恒星，或是行星尤其是火星和金星的運行來記錄的；歐洲一般使用陽曆，但宗教紀年日如大齋節、複活節、主現節等仍以陰曆計算，甚至連基督教各派在這些節日的時間安排上都有分歧，所以盡管他們的曆法經常調整，但仍無法一致。
當蒙古由征服性帝國發展為一個更大的商業性帝國時，擁有一部功能穩定的曆法就顯得日益重要了，它應該根據同一標準製定，並在全國通行。為能夠根據各地不同的劃時方法，協調好各類活動、管理好社會生活，蒙古人幾乎每征服一個地方就建立天文台，以便精確測量行星和恒星的運行情況，這既是出於實用原因，也是出於宗教原因。他們很快就在大不裏士附近建立了一個天文台，但是中國需要建立一係列的天文台，因為它的國土麵積太大了。蒙古地方當局得到中央政府的具體指令：在每個新征服地區搜尋天文學家和天文儀器、圖表。許多在波斯和阿拉伯城市被俘的天文學家，被旭烈兀派送到蒙古故地，其中包括劄馬剌丁，他是當時最傑出的天文學家之一；他隨身帶著主要天文裝置的設計圖和新的科學測量方法，這些東西對中國來說還很陌生。
在統治比自身文明程度要高的領土範圍時，蒙古人需要處理和記錄關於人口、牲畜和房屋的大量統計數據信息。每年他們都必須為來回運輸的所有貨物登記賬目，還要把牧群、士兵和商人的流動情況記錄下來。農耕的新方式，天文學的要求，戶口統計的製度，以及其他無數的行政管理問題，都難以靠當時的數學知識和運算能力來解決，蒙古人需要新的方法來處理這些數據。為了快速、高效地進行必要計算，為蒙古人工作的官吏們就開始依靠算盤，通過許多珠子的移動，他們可以機械地計算出大額的數值，這比心算或筆算輕鬆多了。
蒙古人一直就過分講究數字信息，上億人在這個龐大帝國中流動，所以他們想找到更簡便的方法、捷徑和手段，以便計算越來越大的數額和處理越來越複雜的數列。無數次的計算過程，需要通過編輯綜合圖表、協調不同國家的數量體係等新方法來保存這些結果。蒙古官員發現歐洲和中國的數學太簡單、不實用，於是他們采用阿拉伯、印度數學中的許多實用的新方法。過去花剌子模帝國的城市中，都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數學知識中心；“algorithm”（運算法則）這個單詞就源自於“al Khwarizm”（阿拉伯語原意為“來自花剌子模”）。蒙古人在整個帝國境內運用這些創新的知識，他們很快就認識到用阿拉伯數字來表示縱橫位置的優點，並把零、負數和代數學介紹到了中國。
不僅是在數字和曆法上，而且在許多層麵上，帝國不同地區的生活必需要用前代不曾需要的方式協調起來。書寫曆史是非常重要的，每種文明不能隻以自己的習俗和傳統的語言習慣來寫作。為保證自己在全體臣民麵前的形象，蒙古人不得不采用當地的標準來書寫與蒙古有關的曆史。書麵曆史不僅僅是記錄信息的方式；它更是一種使王朝統治合法化和大力宣傳其偉大征服成就的工具。對蒙古人而言，書麵曆史也成為了解其他民族的重要工具，其目的就是為了征服和更有效地統治這些民族。1260年代，忽必烈汗建立了國史院，為符合中原王朝的編史慣例，他下令編纂金朝、遼朝，還有宋朝的通史，這可能是最龐大的修史工程，共耗費將近八十年時間，直至1340年代才完成。在蒙古治下的波斯，伊利汗合讚任命拉施特·哀丁——誌費尼的繼任者——編寫這個地區的第一部史書。拉施特·哀丁統籌安排大量的工作，為編修中國、突厥和法蘭克（蒙古人以此稱呼歐洲人）的曆史，他雇傭來自各地的許多學者和翻譯人員。
在蒙古帝國內彙總的大量信息需要通過新的形式傳播。如果單憑雙手去費力地抄寫那些必需的資料，抄寫員就無法完成整個工作任務。他們彙編檔案，書寫信函，把信息送給那些需要它們的人，但是他們沒有時間抄寫農業手冊、醫學論文、地圖集和天文學表格。要大規模傳播信息，就必須先大量彙總信息，為完成這個任務，蒙古人再次求助於技術——印刷術。
蒙古人很早以前就采用印刷術。除脫列哥那在她丈夫統治時期所提倡的印刷業之外，1236年開始，窩闊台還命令，在蒙古控製下的北中國建立一係列地區性印刷機構。活字印刷可能開始於十二世紀中葉的漢地，但卻是蒙古人在大範圍地使用它，並將它的潛在功能與國家行政管理的需要結合起來。不是像漢人那樣用上千個字符印刷，蒙古人使用的是一個字母表，裏麵相同的字母可以重複使用多次。在蒙古人管理下，印刷工不斷地雕刻複製每一個字母，然後排在任何需要它們的單詞中；每次印刷工想印新的一頁時，他們不需要刻下該頁的整篇文章，隻需把雕刻好的字母按正確的次序固定排放，進行印刷，然後就等待，直至要印刷下一頁時，他們將重新排放這些字母，然後再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