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元王朝時期，帝國人口總體的識字比率得到提高，大卷的文字資料成比例地增長。1269年，忽必烈汗建立一個印刷機構，使政府的決議更廣泛地在民眾中傳播，他還鼓勵依靠非官方組織、從總體上來普及印刷業。除官方出版物以外，還包括宗教書籍和小說的印刷。已出版銷售的書籍數量明顯增加，其價格在整個蒙古統治時期一再下降。不久，蒙古帝國內所有的印刷機構就開始用各種語言印刷農業手冊、曆書、文件、史書、醫學論文、新數學理論、歌曲和詩集。
無論是宗教寬容政策、創造通用字母表、維護驛站、玩紙牌遊戲，還是印刷曆書、紙幣或天文學圖表，蒙古帝國的統治者顯示出一種持久性的普及主義。因為他們沒有把自己的製度強加於所有臣民，所以他們才會樂意采用和結合各個地方的不同製度。蒙古人在那些地區沒有很深的文化優越感，因此他們采用務實的辦法去解決問題，而不是以思想意識處理問題。他們一旦發現尋找到最有效的手段，就會很快把它傳播到其他國家。他們不在乎天文學是否符合《聖經》的訓言，不在乎寫作標準是否遵循中國官方規定的古典原則，也不在乎印刷和繪畫是否得到穆斯林阿訇的讚同。蒙古人有能力——至少是暫時地——強製實行技術、農業和知識的國際新規範，它們取代了對某個文明的偏愛或成見；如此一來，他們打破當地精英階層對思想觀念的壟斷。
在征服過程中，蒙古人不僅使戰爭發生革命性的變化，而且還創造了許多全球文化和世界體係的核心區。在蒙古帝國終結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這個新的全球文化繼續發展，通過幾個世紀的持續發展，它變成現代世界體係的基礎，這個體係包含早先蒙古人強調的自由商業、開放交通、知識共享、長期政治策略、宗教共存、國際法則和外交豁免。
雖然沒有真正地被蒙古人統治，但在許多方麵，歐洲學到了蒙古世界體係中的大部分事物。歐洲人在商業貿易、技術轉型和全球覺醒中受益匪淺，而他們卻不承受蒙古征服帶來的損失。蒙古人在匈牙利和德國消滅許多騎士，但是他們沒有破壞或占領那裏的城市。自羅馬帝國崩潰以後，歐洲人的主流文化被打斷，現在他們急切地吸收新知識，穿上新衣服，聆聽新音樂，品嚐新食物，幾乎在每個方麵都享受著快速提高的生活水平。
馬修·帕裏斯和斯巴拉多的托馬斯描寫蒙古人在1240年後期的入侵，但歐洲人很快就將這些史家們歇斯底裏的評論忘卻。在間隔一個世紀後，蒙古人給歐洲人帶來華麗的貨物和奢侈的珍品。“韃靼”（Tartar）這個詞不再表示放肆凶悍之人的意思；意大利作家但丁、薄伽丘和英國作家喬叟用“韃靼綢”“韃靼布”和“韃靼緞”等詞彙，作為世界上最精美衣料的術語。當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三世命令製造同其嘉德勳位[ Garter，英國爵士的最高勳位。——譯者注。
]最相配的150根吊襪帶時，他指明要把它們染成“韃靼藍”。很明顯，這些術語不是指蒙古人製造的紡織品或染料，而是指經蒙古人買賣或來自蒙古統治區的紡織品或染料。
技術創新一個接一個地傳到歐洲。大多數勞動密集型行業，如采礦、碾磨和金屬製造，幾乎完全依靠人力和畜力，但是利用水流和風力，它們很快就變得更加機械化。鼓風爐改進技術也從亞洲經蒙古商業路線傳到歐洲，它使金屬製造工人獲得更高溫度，由此提高金屬製品的質量，成為這個新的高技術時代中一種日益重要的原材料。由於蒙古時期全球的覺醒，在歐洲，木匠很少使用普通的扁斧，他們使用有特定功能的專門工具，並更快、更有效地發揮它們的作用；建築工人使用新型提升機和起重機。那裏有許多新作物快速傳播，人們不費多少工夫就能讓它們結果，產出以後也很少需要加工；胡蘿卜、蘿卜、水芹、蕎麥和歐防風根成了日常飲食的普通食物。通過機械化的烤肉叉，翻烤變得更加容易，於是屬勞動密集型的烹飪業也得到改進。新的工具、機器和機械裝置，有利於人們更快更好地製造各種產品，從船隻、碼頭到倉庫、溝渠，就像以前蒙古人改進戰爭技術一樣，改良後的大炮和火力能更迅速地將目標撕裂毀壞。
有些看上去簡單的事情，如在牛皮紙或羊皮紙上著手做單頁文件，也需要投入大批技術工人的勞力。除了飼養綿羊的牧人以外，還需要手藝熟練的剝皮工人，因為屠宰和剝皮對於製造高質量的書寫材料實在太重要了。必須把獸皮清洗幹淨，並將外麵的毛發和裏麵的肉刮除，按順序浸泡在化學溶液中，鋪展在一個不斷調整的架子上，曝曬，按正確順序交替地弄濕和晾幹，剃削，最後按適當比例切成多頁，這些工序要花去好幾周時間。為把這些書頁製成一本書，必須要利用一整套新工序：調製墨水，抄寫文章，加入插圖，上色，用皮革裝訂——皮革已經通過一係列皮革工場做好。
在蒙元時代之前，歐洲已經知道中國的一項創新——用紙張來代替羊皮，但極少使用，它需要工人的技術多元化，卻可以省去很多步驟，這樣，在全部的製作過程中，精力和勞力的消耗很少。造紙工將撕碎的破布和其他纖維材料煮爛，把一個木框浸入缸中，使其表麵塗上一層纖維，用化學方法處理纖維，然後再晾幹。
對紙張需求的不斷增加促進了印刷術的傳播。中世紀社會中最費力的工作之一就是抄寫書稿和文件，所有這些東西都在修道院用雙手完成，修道院起著書籍製造廠的功能，那裏有抄寫員整天在一個大文書房中仔細地抄寫。除了供應他們少量食物和基本營養的費用外，整個勞動是無償的，書籍銷售後賺得的錢教會另有用途。1455年，約翰內斯·古登堡完成對兩百個《聖經》版本的研究改編，並開啟西方印刷業和信息業的革命。新技術使規模相對較小的製書業成為對公眾生活最具影響力的行業之一，它刺激著古希臘名著的複蘇，本國語言書寫形式的發展，民族主義的興起，新教改革的爆發，科學的產生，它實際上影響到從農藝學到動物學每個方麵的生活和知識。
蒙古帝國的觀念促使歐洲覺醒，產生出有價值的新思想。從馬可·波羅的旅行筆記，到烏魯伯格詳細的恒星表，這些新知識表明，歐洲人早先接受的許多古典知識都是完全錯誤的，與此同時，它們又開辟出智力開發的新途徑。蒙古帝國靠的不僅僅是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基於新觀念和新方法，以此來組織安排公共生活，這些觀念在歐洲激發出新思維和新實踐。蒙古帝國的一般原則——紙幣，國家高於教會，宗教信仰自由，外交豁免權和國際法等，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新觀念。
早在1620年，英國科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就認識到，歐洲發生的技術變革將會帶來重大影響。他把印刷術、火藥、指南針定為三大技術發明，而現代世界就是在此基礎上構建的。雖然它們“不為古人所知……但這三大發明卻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麵貌和狀態；首先在文學方麵，其次在戰爭方麵，最後在航海方麵”，比這些發明本身更重要的是，“從此，無數的變革都源自於它們”。培根很清楚地認識到它們的重大意義，他寫道，“任何一個帝國、教派或名人的力量，都無法比這些發明更能支配和影響人類生活”。所有這些發明都是在蒙古帝國時期傳播到西方。
在紙張和印刷術、火藥和火器的普遍影響下，在航海指南針和其他海上裝置的廣泛使用下，歐洲人經曆了文藝複興，確切地說是新生，但它不是古希臘和古羅馬世界的複興，它是蒙古帝國的複興，是歐洲人重新認識、變革蒙古帝國的遺產，使之適應自己的需要和文化的過程。
1288年5月，在會見列班掃馬和接受蒙古朝廷的書信、禮物後不久，教皇尼古剌四世發出一道教皇令，要求在亞西西[ 意大利中部城市。——譯者注。
]為他的方濟各會建造一座主教堂。作為第一個方濟各教皇，尼古剌四世和他的追隨者，似乎想要宣布方濟各會時代的來臨。他們要在這個工程中雕刻塑像，以此不僅想顯示他們的優勢身份地位，而且還要突出整個教派的豐功偉績。方濟各會與到過蒙古朝廷的歐洲團體關係密切。在這些人中間，修道士的代表有普蘭諾·卡爾平尼——在貴由當選為大汗時他是第一個到達蒙古的使者，還有威廉·魯布魯克——在蒙哥汗即位典禮期間訪問蒙古，他們都是方濟各會成員。歐洲藝術家從由蒙古人引進的中國、波斯藝術中借鑒題材和手法，他們也很可能是從列班掃馬本人帶來的禮物中借鑒的。
繪畫共同來源於喬托·邦多及其弟子的作品，它們似乎是亞西西方濟各會修道院的繪畫係列的一部分。雖然教堂壁畫的內容有基督的一生——離蒙古帝國一千多年，或聖方濟各的一生——時間上與蒙古時代短暫相接，但藝術家還是以蒙古人為作畫的主題，或以蒙古的服飾和裝束來描繪：“在壁畫群中，聖方濟各的生活完全被絲綢所包圍——無論是布置房間，或是鋪飾遐想的小路，幾乎每個場景都有彩色華麗的紡織物。”除了粗糙的絲綢之外，他們還描寫到精美的錦緞，它們深為蒙古人所喜愛，並作為禮物贈送給教皇和國王們。藝術家們把蒙古人置於各種基督教繪畫中，突出他們與眾不同的服裝、頭飾和大弓。中國的素描畫經過蒙古的商業活動而流行，以這種風格描繪的馬，開始出現在歐洲藝術品中。這些畫麵表明，歐洲人在描繪多石峭壁和樹木時受到亞洲風格的巨大影響。歐洲藝術，在整個中世紀都是平麵化和線性化的，如今它成為一種混合物，既非嚴格意義上的歐洲風格，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亞洲風格；這種以深刻、明亮、紡織和駿馬為主要特色的藝術，最終成為聲名遠揚的文藝複興藝術。
藝術家描繪世界各地人物的容貌，這些人物形象本身可能隻是表現出藝術家們的一種新意識，但是在帕多瓦[ 意大利東北部城市。——譯者注。
]一幅1306年的“基督聖袍”畫中，不僅禮袍是采用蒙古人的樣式和布料製成的，而且其金色邊紋也是用蒙古文字來描繪的，它們就是忽必烈汗欽定的、呈四方形的八思巴字。在同一所教堂中還有一幅“不貞的罪惡”，畫中有一個戴著遮陽帽的婦女，而這種帽子又是忽必烈汗所喜愛的款式。在畫中，《聖經·舊約全書》中的先知們，捧著多卷展開的古書，上麵的正文難以辨認出是蒙古原稿，但字跡和衣服卻是來自於忽必烈汗朝廷的，這就暗示我們：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藝術和蒙古帝國之間的關係是不可否認的。
在蒙古人的容貌和手稿開始出現在文藝複興時期的歐洲藝術中時，同樣地，蒙古的觀念也開始出現在那個時代的文學、哲學著作中。蒙古觀念和政策的本質集中體現在德國傳教士尼古拉·庫薩的作品中，他那篇寫於1440年的散文《博學的無知》可能被認為是歐洲文藝複興的開端。在君士坦丁堡陷於奧斯曼土耳其人之手前夕，他還在那裏花時間處理教會事務。他後來的作品揭示出，他非常熟悉波斯、阿拉伯和蒙古文化的觀念。1453年，他撰寫長篇散文《信仰的和平》，其中，他虛構出十七個民族和宗教代表人物的對話，討論關於促進全球和平諒解的最佳途徑。作者對蒙古宗教思想體係的認識絕不是表麵上的，他引用韃靼代表形容自己民族的話，那位代表說自己的民族是“一群數量眾多而性格淳樸的人民，崇拜一個至高無上的上帝，對其他人舉行的各種禮拜儀式感到吃驚，盡管那些人與他們崇拜同一個上帝。他們嘲笑基督徒、阿拉伯人和猶太教徒去除邪念時所采用的習俗：有些人在額頭標上印記，有些人則接受洗禮”。作者也記錄下蒙古人對基督教祭祀儀式和神學的疑惑，特別是“在各種各樣的祭品中，有很多基督教的祭品，包括信徒提供的麵包和酒，基督徒說這是基督的肉體和鮮血。在供奉之後他們飲食了這些祭品，這種行徑似乎令人憎惡，因為他們吞吃了他們所崇拜的聖物”。
在辯論中，虛構的韃靼人準確重複了蒙哥汗對法國使者所說的話——這是他在譴責世界各宗教之間有害的敵對行為時所說的：“遵守上帝的戒律是正確的。但是猶太人說他們已經接受了摩西的戒律，阿拉伯人說他們有穆罕默德的戒律，而基督徒說有耶穌的戒律，這裏也許還有尊崇各自先知的其他民族，他們也聲稱手中捧著上帝的訓令，如此一來，我們怎樣才能達成和諧一致呢？”蒙古人回答說，真正的宗教和諧，隻有在國家權力之下，通過包容所有宗教才能實現。
蒙古的來訪使者如列班掃馬，給歐洲人提供遠方異地蒙古人的極不相同的觀點。歐洲人不再感到蒙古人的威脅，他們開始把成吉思汗的帝國看成是另外一個充滿吸引力的世界，與他們生活的社會並存。盡管作家們用“伊斯蘭”來表示歐洲人所輕視的一切事物，但他們卻用美好世界——某種程度上被認為是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的浪漫形象去充實蒙古人的傳說。傑弗裏·喬叟曾在法國和意大利各地奔走，處理外交事務，他比他筆下的眾多人物具有更為開闊的世界眼光。1390年左右，他最清晰地描述了蒙古人的偉大形象，在第一本英文著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他寫了一篇最長的浪漫傳奇故事，講述成吉思汗的一生及其事業。
這位高貴的君王叫成吉思汗，
在他的那個時代威名遠揚
任何地方，任何區域
都不曾出現過這樣一位傑出的萬物之主。
他得到了一位君王所應該得到的一切。
他出生於哪個教派
就發誓要維護哪個教派的戒律。
他也是一個勇敢、賢明和富有的人，
總是同情別人，匡扶正義，熱愛一切；
他的話給人安慰，充滿仁慈，令人尊敬，
他的精神成為中流砥柱；
他年輕有為、朝氣蓬勃、身強力壯，渴望戰鬥
就像他帳中的所有侍從一樣。
他為人公正，屢交好運，
一直保持著極其高貴的地位
世上沒有第二個人能如此。
這位高貴的君王，就是韃靼的成吉思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