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10 帝國的影子
The Empire of Illusion
1492年，克裏斯
托弗·哥倫布從西班牙起航
，他是
要前往契丹省，即大汗之地。
——戴維·摩根
1332年，在元朝的夏季都城上都，一向歡樂的行宮宮殿內彌漫著混亂、驚恐和痛苦的景象。夏末時節已過，而皇室仍待在那裏，盡管他們努力掩飾存在的危機，但很明顯，蒙古統治者已深陷動亂之中，這場動亂已威脅到王朝的延續。現存的資料對所發生事情的敘述含混不清，但它表明，在一連串暗殺、失蹤和不明死亡中，大汗之位在兄弟之間、父子之間不穩定地交替更迭。從1328－1332年，至少有四個黃金家族的成員據有皇位，其中，1332年，七歲的懿質班大汗在位僅兩個月。在皇族內部，從老到少，從低級侍從到大汗，每個人似乎都處在可怕的死亡危險邊緣。
幾乎與首都一樣，外麵的動亂也風起雲湧，但威脅社會穩定的，既不是外敵入侵，也不是內部造反；恐懼來自於既嚴重又神秘、而其危害卻到處可見的東西——瘟疫。早晨，一個人還是好好的，但突然之間發起高燒，很快又開始發冷，並伴有嘔吐和腹瀉；剛才還是生龍活虎、精力充沛的一個人，身體不可思議地突然垮掉了，在驚慌失措的家人麵前，肉體開始變得鬆散，血液開始滲到皮膚下麵，並使皮膚變色，腫塊成形，瘀血和膿液滲到腹股溝，這些腫塊，後來被稱為“腹股溝淋巴結炎”（bubo），它來自於希臘語中“腹股溝”一詞的寫法。這些腫塊隨後出現在腋窩和脖子上，由此醫學術語把這種疾病稱為“淋巴腺鼠疫”。當腫塊長到過分大時，它就會完全破裂，由於身體內缺乏氧氣，皮下血液變幹，於是整個人就開始變黑；因為出現如此明顯的症狀，所以這種疾病又被稱為“黑死病”。經過幾天病痛的折磨後，人通常就死了。在有些受害者身上，病魔侵入的是肺部，而不是淋巴結，由於肺內空氣帶血並產生氣泡，病人便窒息而死。他們臨死前，通過劇烈的咳嗽、打噴嚏和喘氣，又把病傳染給周圍的人。
根據一些看似真實、但又不能完全證實的記載，疾病發源於中國南方，而蒙古士兵把它帶到北方。瘟疫病菌寄生在跳蚤上，跳蚤附在老鼠身上，而老鼠則藏匿於從南方運來的食物或其他貢品中。雖然跳蚤一般不會感染人類，而且馬匹的氣味就可以驅除它們，但是它們卻能躲在一袋袋穀物中、人們的衣服上和其他靠近人類的地方，一有機會它們就會跳上去。被感染的跳蚤一旦到達戈壁，就很容易找到舒適的“新家”——旱獺的洞穴和齧齒動物的廣闊領地，它們從此就在那裏生長。在遼闊的蒙古大草原上，瘟疫就像致命的病毒一樣存在著，但在這樣稀疏的居住環境中，它產生不了多少危險。甚至到了現在，雖然每年夏天都有一部分人死於瘟疫，但是，在缺少跳蚤的蒙古住地，與眾多馬匹生活在一起的少量人口，很注意防止這種疾病成為傳染病。相比之下，在人口密集的中原城市中，以及後來在其他地區的城市中，疫病的產生就有了適當的環境——鼠群，它們長期生活在靠近人類的地方，沒有人會懷疑它們是疫病的病源。
據記載，1331年，河北省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死亡。據說，到1351年，中國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口死於瘟疫。在十三世紀初，這個國家共有居民一億兩千三百萬，但到十四世紀末，人口銳減為六千五百萬。
中國是“蒙古世界體係”的製造加工中心，隨著大量貨物從中國流出，疫病也接踵而至，似乎一下子朝各地蔓延。對各貿易站附近的墓地進行考古研究，有證據表明，到1338年，瘟疫從中國橫穿過天山山脈，掃蕩了吉爾吉斯斯坦伊塞克湖附近一個基督教貿易區。瘟疫是一種商業傳染病。同樣地，蒙古的道路和商隊把十三、十四世紀的歐亞世界密接在一起，他們運送的不僅僅是絲綢和香料；道路和驛站是蒙古人為商人修建的，無意間也成為跳蚤的中轉站，從而也成為疫病的傳送站。商隊攜帶著奢侈的織品、稀有的香料和華麗的寶石不斷前行，同時也帶著跳蚤行路，而它們則把瘟疫從一個營地傳播到另一個營地，從一個村莊傳播到另一個村莊，從一個城市傳播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大陸傳播到另一個大陸。如果瘟疫表麵上隻是破壞山口的一個重要驛站，或阻塞穿越沙漠的一條通道，那麼它潛在的威脅就是，把這個龐大帝國內的一大塊區域隔絕起來。
1345年，瘟疫到達金帳汗國的首都——位於伏爾加河下遊的薩萊。此時，金帳汗（也稱欽察汗）劄尼別正準備圍攻克裏米亞半島的卡發港（今烏克蘭費奧多西亞），它是熱那亞商人為把俄羅斯的奴隸販賣到埃及而建立的一個貿易港口。蒙古人有時與意大利的奴隸販子合作，有時卻禁止這種貿易。蒙古當局好幾次關閉貿易港口、驅逐熱那亞人，但是每一次的最終結果還是轉向溫和，允許他們返回。為保護自己不受蒙古人的威脅，維護奴隸運輸線，熱那亞人在城市四周修建一堵堅固的防護牆，還建起一堵輔助性的內牆來保衛港口的心髒地帶。
當瘟疫在蒙古軍隊中爆發時，劄尼別汗被迫放棄圍攻，開始撤退，但是疫病卻很快從蒙古營地傳染到相鄰的港口。根據僅有的一段歐洲人的記載，劄尼別汗下令把病人屍體從城牆上方拋射進城內，雖然熱那亞人竭力處理掉屍體，把屍體扔入大海，但疫病還是爆發了。必須再三強調，這件事情不是基於目擊者的敘述；僅有的消息來源是一位律師的文章，他叫加布裏埃·墨斯，在熱那亞附近的皮亞琴察城工作。他聲稱是從一些水手那裏聽說這件事情的。因為死屍不能向敵人呼氣，無法通過一般途徑傳染疫病，所以蒙古人需要用活著的跳蚤把疫病傳染給城市。這件事情似乎並不可信，不是因為蒙古人不會用那種方式傳染疾病，而是因為那種方式不可能是一個成功的策略。
不管有沒有人為因素，疾病已經傳播開來，而且還會繼續。當熱那亞人和其他難民坐船逃離港口時，他們把疾病帶到君士坦丁堡，疾病很容易地從那裏傳到埃及開羅和西西裏島的墨西拿。如果城市是瘟疫理想的發源地，那麼封閉的船上環境則是它舒適的溫床，在那裏，人、老鼠和跳蚤緊密地混雜在一起，而且沒有跳蚤害怕的馬匹氣味和火。在陸地商道上，人群行走相對緩慢，疾病必須要等到有推車或大宗貨物時才能傳播，而在海上，瘟疫卻以風速傳播。1348年，瘟疫蹂躪了意大利城市，同年6月，它進入英格蘭。到1350年冬，瘟疫已從法羅群島經冰島橫穿北大西洋，到達格陵蘭島。可能有百分之六十的冰島居民死於疫情，瘟疫很可能是格陵蘭島上好鬥的維京人（北歐海盜）最終消失的最重要原因。
據不完全估計，從1340—1400年的六十年中，非洲人口從八千萬下降到六千八百萬，亞洲從兩億三千八百萬下降到兩億零一百萬。世界總人口，包括美洲——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中，那裏沒有遭受瘟疫襲擊——從約四億五千萬下降到三億五千萬和三億七千五百萬之間，以十四世紀的幸存者人數來算，總共損失至少七千五百萬人，每年損失超過一百萬人。隨著證據的日益積累，學術研究表明損失的數字還在繼續增大。歐洲人口從七千五百萬下降到五千兩百萬。單單一個歐洲大陸的死亡人數就達兩千五百萬，這就與二十世紀全世界的艾滋病死亡人數總數大致相當。然而，對於十四世紀的歐洲來說，這個數字代表著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之間。比較起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歐洲造成的巨大損失如下：英國損失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作為主戰場之一的法國，損失百分之一點五的人口；德國損失百分之九點一的人口；普遍的饑荒使二戰中波蘭和烏克蘭的死亡率達到百分之十九，但即便如此，它還是遠遠低於十四世紀的瘟疫死亡率。
瘟疫過後，一些地區的人口徹底滅絕，而有些城市實際上卻安然無恙。米蘭就采取了一個有效的防範措施。當瘟疫在一所房子裏爆發時，官員們就迅速將整幢房屋密封起來，所有人——患病者和健康者、朋友和仆人——全部被封在裏麵。其他城市采取的措施不怎麼有效，如以鍾聲示警，或以鍾聲停頓為號。不管傳染病是否隻在特定區域爆發，它永遠地改變了這個大陸上每一個地區的生活。瘟疫有力地破壞了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一直支配著歐洲的社會秩序，使這塊大陸陷於危險的混亂之中。疾病使城市居民迅速減少，從而也將知識階層和能工巧匠摧毀。在城市內外，男女修道院都被封閉，但它們同時也受到汙染，這種環境為疾病害死所有人提供了有利時機，特別是歐洲的修道院製度和整個羅馬天主教教會，再也沒有從這場悲劇中恢複過來。密集的村莊也麵臨著同樣的危險，居民被困在城堡和莊園領地內。
瘟疫對社會造成的重大影響，被全麵地記錄在佛羅倫薩——該城於1348年爆發瘟疫，被記錄在喬萬尼·薄伽丘的作品中，他也失去了眾多親人和好友。在他的《十日談》中，有十位年輕的貴婦人和十位男士逃離瘟疫，避難於鄉間領地，他們通過講故事來打發時間。據薄伽丘描寫，在當時的社會裏，丈夫拋開妻子，母親遺棄孩子，而這一切僅僅是為逃避瘟疫。無數人死亡，以至於牧師根本來不及舉行入葬儀式，挖掘工找不到地方掩埋屍體，隻能把他們扔進群墓，而剩下的隻有喂豬狗。“法律、人和上帝的神聖權威遭到踐踏，幾乎完全崩潰了”，官員們“無法履行職責；由此，每個人都放任地去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
人們不清楚疾病發生的真正原因，也不知道其傳播的途徑，他們仍然認為它與商業活動、進出城市的人員流動有密切關係。薄伽丘、彼特拉克和同時代其他人的作品顯示，人們應對疾病的兩項主要措施是，如果有可能就放棄城市，或者至少嚴禁外人入城。任何一項措施都會立刻中斷貿易、交通和運輸。全歐洲的地方當局都頒布瘟疫法令，限製它的傳播，控製人們的行動。1348年，位於托斯卡納[ 意大利的一個行政區。——譯者注。
]的小城皮斯托亞，阻擋來自疫區的人入城，禁止任何舊紡織品進口，也不許銷售水果或被屠宰的牲口，這可能會產生死屍味，而人們懷疑這種氣味有助於疾病的傳播。同樣地，他們還嚴禁鞣皮生意，而沒有它，皮貨貿易也就會停止；從其他地方回來的居民隻能攜帶約十四公斤重的少量行李；如果一個人死於瘟疫，那麼任何人都不能到他家去送禮物，或去他家走訪；任何人都不允許購買新衣服。
外交代表團和信函停止往來。沒有蒙古的交通運輸體係，天主教教會與他們派往中國的使團也失去了聯係。各地驚恐不安的人們責怪外來者帶來疾病，並進一步威脅到國際商業的發展。在歐洲，基督徒再一次把矛頭指向猶太人，因為猶太人與商業有著緊密的聯係，他們還與東方世界交往密切，而那裏正是瘟疫的來源。有些猶太人被關進屋內，活活燒死；另一些人被揪出來，綁在刑架上拷打，直到他們承認自己的罪行為止。盡管教皇克萊門特六世在1348年7月發布教皇訓令保護猶太人，命令基督徒停止迫害活動，然而這場運動仍在不斷升級。1349年情人節，斯特拉斯堡[ 法國東北部城市。——譯者注。
]當局把兩千猶太人趕到城外的猶太墓地，將他們集體焚燒。一些猶太人承認自己的罪行，並改信基督教，才得以活命，有些小孩也被迫改變信仰。在超過六天的時間裏，有一千多人被消滅，他們全部是被燒死的，當局宣布所有住在城內的猶太人都是非法居民。一個又一個的城市，采取當眾焚燒猶太人的方法來阻止疫情。根據一位史家的誇張說法，在1348年11月和1349年9月之間，科隆和奧地利的所有猶太人都被燒死了。在西班牙的基督教地區，人們同樣發動針對伊斯蘭少數派的迫害運動，把他們許多人驅趕到格拉納達[ 西班牙南部城市。——譯者注。
]和摩洛哥避難。
瘟疫不僅將歐洲隔絕起來，而且還把波斯、俄羅斯與中國、蒙古故地之間蒙古人的聯係完全切斷。波斯的蒙古統治者在中國擁有領地和工場，但他們再也無法得到來自這些領地和工場的貨物，在中國的黃金家族也無法獲得俄羅斯或波斯的物品。隨著各政治板塊之間聯係的斷裂，黃金家族之間所有權的連鎖體係不斷瓦解。瘟疫使國家荒蕪，民不聊生，它也隔斷了貿易和進貢，從而使蒙古黃金家族喪失了基本的物資供應來源。近一個世紀以來，蒙古人利用他們之間共有的物質利益，克服將他們分開的政治裂痕；甚至在犧牲政治統一之後，他們仍然在文化上和商業上維持著一個統一的帝國。在瘟疫的猛烈衝擊下，核心區不複存在，世界體係也隨之瓦解。蒙古帝國依靠的是，人員、物資和信息在遼闊國土內快速頻繁的流動；沒有這些互為關聯的因素，就沒有帝國。
作為外來征服者，蒙古人已經為其臣民所容納——他們的人數要遠遠超過蒙古人，達到了一千比一——因為在軍事力量消散很久以後，蒙古人繼續促進大量商品的全麵流通。瘟疫流行的後果在於，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各個分支之間，既無法進行貿易，也不可能進行軍事援助，他們各自都不得不在日益動蕩的環境中自謀生路，而這種環境可能很快就變得對蒙古人不利。在喪失軍事力量和商業收益這兩大優勢後，俄羅斯、中亞、波斯和中東的蒙古人開始尋求新的權力形式和合法性基礎，他們與臣民通婚，有意識地去接近臣民的語言、宗教和文化。蒙古當權者清除家族中薩滿教、佛教和基督教的殘餘因素，強化對伊斯蘭教的義務，因為它是臣民們的基本信仰，在俄羅斯的金帳汗國，黃金家族的權力需要突厥軍隊來維持，而他們信仰的就是伊斯蘭教。
由於蒙古皇室家族的不同成員與被統治者中的不同宗教派別結盟，所以皇族各世係之間的裂痕不斷擴大。俄羅斯的金帳汗比在伊拉克、伊朗的堂兄弟要早成為伊斯蘭信徒，他隨即就與埃及聯盟，共同反對伊利汗國。隨後，伊利汗國的蒙古統治者在皈依伊斯蘭教時，根據現實政治的需要，在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搖擺不定地進行選擇。在完者都統治時期，他本人是什葉派最忠實的信徒，一場針對少數派如佛教徒和猶太教徒的殘酷迫害運動由此開始。成吉思汗帝國的基本原則灰飛煙滅。
中東的蒙古統治者變成穆斯林，他們似乎是以忽必烈汗為榜樣，因為忽必烈就是通過表現自己的漢化傾向，來鞏固他在漢地社會的統治。可是，忽必烈汗的後繼者卻沒有以他為榜樣，也可能是他們無法洞察他那靈活善變的權術。忽必烈的後繼者們沒有使自己更加漢化，他們反而不斷地鎮壓漢地民眾，孤立自己。在那個動亂的時代裏，個別蒙古皇室成員說自己做了一個夢，夢中，成吉思汗命令他們要用各種新的嚴厲手段進一步鎮壓漢地民眾。朝廷的官員們覺得，他們給漢地百姓的自由太多，而蒙古人則過於放縱自己去適應漢地生活。他們不是進一步融入中國傳統文化，而是強調自己的外族身份，不斷使自己遠離漢地語言、宗教和文化，也不與漢地人民通婚。隨著多疑猜忌心理的增長，蒙古當局下令，不僅要沒收漢地民眾的所有武器，而且還要沒收那些鐵製農具，並限製餐刀的使用。他們禁止漢地人民使用馬匹，由於害怕朝廷機密消息的泄漏傳播，他們不許傳統歌劇和說書節目的演出，也不許其他公共和私人集會。麵對如此極端的政策，漢地臣民對蒙古統治者日益不滿，他們更加不信任蒙古統治者，更加害怕蒙古統治者。社會上散布著各種流言，說蒙古人要大規模滅絕漢地兒童，還說蒙古人正計劃處死取特殊漢姓的人。
在努力使自己盡可能非漢化的同時，蒙古統治者也將傳統的宗教平等政策加以拋棄，他們把更多的好處和權力賜給佛教，特別是藏傳佛教，因為它與儒家觀念有更大的差異。當時漢地人不能更不敢直接指責蒙古統治者，於是他們把內心的巨大恨意發泄在幫助蒙古人管理帝國的外來者身上。尤其是西藏的喇嘛僧，成為他們發泄不滿的對象，因為在新開辟的蒙古到西藏道路的沿線上，當地民眾不僅承擔著為僧人們供應食物、提供住宿和接送的義務，而且擔負著為他們搬運貨物的重任。這些僧人，往往是全副武裝，因為虐待為他們服務的民眾而弄得聲名狼藉。管理佛教和西藏事務的機構——宣政院，有力地維護著僧人在朝中的利益，並給他們以許多特權。其中重要的一點是，這個機構頒布法律，規定：毆打僧人者，將被砍去雙手；侮辱或誹謗僧人者，一旦被證實，將被割掉舌頭。蒙古官員最終還是廢除這些與蒙古慣例不相容的法律，因為按蒙古慣例，禁止以毀損肉體的方式作為懲罰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