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GDP數據還需要經過一個曆史數據調整過程，即當發現或產生新的資料來源、新的分類法、更準確的核算方法或更合理的核算原則時，要進行曆史數據調整，以使每年的GDP具有可比性，這是國際慣例。如美國在1929年至1999年之間就進行過11次曆史數據調整。
總之，每個時段公布的GDP都有其特定階段的含義和特定的價值，不能因為在不同時間公布的數據不同，而懷疑統計數據存在問題。當然，我國在GDP的計算體係上也有一些缺憾，例如我國長期采用的原產生於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統計核算體係，從實際情況看，不少地方已經滯後於時代的發展了。
在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由商務部負責分析統計，慣例是每季估計及統計一次。每次在發表初步預估數據（the preliminary
estimates）後，還會有兩次的修訂公布（the first revision ＆ the final
revision），主要發表時間在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國內生產總值通常用來跟去年同期作比較，如有增加，就代表經濟較快，有利於其貨幣升值；如減少，則表示經濟放緩，其貨幣便有貶值的壓力。以美國來說，國內生產總值能有3%的增長，便是理想水平，表明經濟發展是健康的，高於此水平表示有通脹壓力；低於1.5%的增長，就顯示經濟放緩和有步入衰退的跡象。
四、GDP與經濟發展水平
一國的GDP大幅增長，反映出該國經濟發展蓬勃，國民收入增加，消費能力也隨之增強。在這種情況下，該國中央銀行將有可能提高利率，緊縮貨幣供應，國家經濟表現良好及利率的上升會增加該國貨幣的吸引力。反過來說，如果一國的GDP出現負增長，顯示該國經濟處於衰退狀態，消費能力減低。這時，該國中央銀行將可能減息以刺激經濟再度增長，利率下降加上經濟表現不振，該國貨幣的吸引力也就隨之而減低了。
因此，一般來說，高經濟增長率會推動本國貨幣彙率的上漲，而低經濟增長率則會造成該國貨幣彙率下跌。例如，1995-1999年，美國GDP的年平均增長率為4.1%，而歐元區11國中除愛爾蘭較高外（9.0%），法、德、意等主要國家的GDP增長率僅為2.2%、1.5%和1.2%，大大低於美國的水平。這促使歐元自1999年1月1日啟動以來，對美元彙率一路下滑，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貶值了30%。但實際上，經濟增長率差異對彙率變動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麵的：
一是一國經濟增長率高，意味著收入增加，國內需求水平提高，將增加該國的進口，從而導致經常項目逆差，這樣，會使本國貨幣彙率下跌。
二是如果該國經濟是以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是為了生產更多的出口產品，則出口的增長會彌補進口的增加，減緩本國貨幣彙率下跌的壓力。
三是一國經濟增長率高，意味著勞動生產率提高很快，成本降低改善本國產品的競爭地位而有利於增加出口，抑製進口，並且經濟增長率高使得該國貨幣在外彙市場上被看好，因而該國貨幣彙率會有上升的趨勢。
在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由商務部負責分析統計，慣例是每季估計及統計一次。每次在發表初步預估數據（The Preliminary
Estimates）後，還會有兩次的修訂公布（The First Revision ＆ The Final
Revision），主要發表時間在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國內生產總值通常用來跟去年同期作比較，如有增加，就代表經濟較快，有利其貨幣升值；如減少，則表示經濟放緩，其貨幣便有貶值的壓力。以美國來說，國內生產總值能有3%的增長，便是理想水平，表明經濟發展是健康的，高於此水平表示有通貨壓力；低於1.5%的增長，就顯示經濟放緩和有步入衰退的跡象。
五、GDP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
GDP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GDP卻是萬萬不能的。
沒有GDP，我們無法談論一國經濟及其景氣周期，無法提供經濟健康與否的最重要依據。所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把GDP稱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在他們看來，與太空中的衛星能夠描述整個大陸的天氣情況非常相似，GDP能夠提供經濟狀況的完整圖象，幫助總統、國會和聯邦儲備委員會判斷經濟是在萎縮還是在膨脹，是需要刺激還是需要控製，是處於嚴重衰退還是處於通漲威脅之中。沒有像GDP一樣的燈塔般的總量指標，政策製定者就會陷入雜亂無章的數字海洋而不知所措。
作為總量指標，GDP和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這三個主要的宏觀經濟運行指標都有密切關係。例如，在美國，以經濟學家奧肯的名字命名的“奧肯定律”估算，當經濟增長率高於2.25%時，失業率將下降，在此基礎上，經濟增長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失業率就會下降半個百分點。當經濟增長率低於2.25%時，失業率將上升，在此基礎上，經濟增長率每減少一個百分點，失業率就會上升半個百分點。
沒有GDP，我們也無法反映一國的貧富狀況和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無法確定一國承擔怎樣的國際義務，享受哪些優惠待遇。比如，聯合國決定一國的會費時，要根據其“其連續6年的GDP和人均GDP”；世界銀行決定一國所能享受的硬貸款、軟貸款等優惠待遇時，也是根據“人均GDP”。
GDP更是一把尺子，一麵鏡子，衡量著所有國家與地區的經濟表現。
最近20多年，中國比世界任何其它地方都更關注GDP，追逐GDP。GDP和中國人的“球籍”掛上了鉤，和中國上個世界“翻兩番”、到2020年再“翻兩番”的目標掛上了鉤。中國國家戰略目標的確定，以及相應采取怎樣的財政政策、金融政策，都和對GDP的判斷有關。作為中國經濟的第一指標，GDP大名鼎鼎，家喻戶曉。
中國愛GDP，GDP也愛中國。我國的GDP從1978年的3624億元增加到2002年的10239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增長9.4%。按2000年價格計算，預計到2020年，我國的GDP將超過35萬億元，年均增長7.2%。GDP在見證一種神奇速度的同時，也見證著一個古老民族的複興。
六、GDP不這麼快增長，生活將會怎樣
數字也許是枯燥的。那麼現在請你來看幾個直觀的例子。
幾個月前，中國的一位企業家，曾任華潤集團總裁現任中糧集團董事局主席的寧高寧先生到泰國去，他通過自己的觀察，實地體驗了“GDP不這麼快增長，我們將會怎樣”——
我最近去泰國，與泰國一比，才感受到，GDP增長快與慢真的不一樣，中國人關心GDP太對了，因為GDP離我們的生活很近。
我第一次去泰國是15年前，那時泰國和中國比起來明顯要繁榮得多，在曼穀大街上買的廉價冒牌貨回到中國是很時尚的禮品。可這幾年泰國遇到很多不順的事，GDP增長慢了，貨幣貶值了，再去泰國，與中國比起來，感覺大不一樣。坐的飛機是泰國皇家航空公司的，椅子明顯破了，扶手都掉漆了，機艙裏人明顯地少，多是些旅客，但生意人明顯地沒有去上海或北京的那麼多。泰航現在服務明顯地差了，餐飲也很明顯地偷工減料了。過去常抱怨中國的航空公司服務差，因為與外國航空公司比起來反差大，現在這種距離越來越小了。GDP增長不增長，航空公司給人的感覺都不一樣了。聽說曼穀新的國際機場20年前就規劃，現在還沒有建完，曼穀的老機場也讓人覺得破舊，擁擠了。
GDP增長的放緩對泰國人的生活影響可能更直接。不說金融危機讓多少泰國的銀行和企業發生支付困難，泰國的大街上，與15年前比起來，進步不大，用摩托車偷偷載人比比皆是，很破舊的小三輪出租車繼續在運營。北京的黃麵的存在了幾年就不見了，因為北京在進步。泰國的城市看不出進步，GDP自然也不會增長，十幾年前華潤在泰國建的公寓樓當時是最好的，今天還是最好的，這在中國的任何城市都不可能。做空調壓縮機的同事去看了泰國的空調市場，回來說泰國人用的空調型號舊，噪音大，好多年也不換。泰國經濟蓬勃時計劃修的高架鐵路，後來中途下馬，隻留下許多幾十米高的大水泥柱子，上麵都長了草。現在這麼要麵子的泰國新政府也不能解決這些事，想必其中難度很大。看來GDP增長慢是社會整體進步慢的數字表現。
如果說寧高寧的感受有民族主義自豪的話，你可以再聽一個美國人的比較。他叫羅奇，是著名投資銀行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經濟學家。2003年9月25日，他在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舉行的“有關中國的產業、投資和彙率政策：對美國之影響”聽證會上，這樣說：
多年來我不斷往返於北京和東京——這種機會最近美國財長斯諾也體驗了，我隻希望斯諾財長能夠體會到這兩個經濟體之間的巨大反差。泡沫後的日本經濟差不多在近十幾年的時間裏一直處於相對停滯的狀態——1992年至2002年，實際GDP增長率平均僅為1%，同期中國的實際GDP增長平均僅為10%。但是，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按照2001年的市場彙率計算，日本的人均國民收入仍然大約是中國的40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約為中國的6.5倍）。盡管生活水平存在巨大的差異，但是亞洲經濟實力的轉換卻是不可置疑的。中國對改革和結構調整依然毫不動搖。相反，日本把惰性的概念發揮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不是每個中國人都有寧高寧和羅奇的經曆，但大部分人還是可以通過自己生活的變化、出行尤其是出國的比較，得到類似的結論。
七、GDP不能衡量什麼
GDP是我們身邊的一個重要指標，但GDP不是上帝，不是萬能。1968年，美國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競選總統時說，“GDP衡量一切，但並不包括使我們的生活有意義這種東西”。其實，GDP也不能衡量一切。
1.GDP不衡量社會成本，也就是本來應該由企業承擔卻讓外部承擔的成本
古印度有一句格言：“空氣、水和土地不是父輩給我們的禮物，而是我們向子孫的借款。”但是，為了GDP的增加，很多人忘記了這筆借款。我們采伐樹木時，GDP在增加；我們把汙染排放到空氣和水中，GDP在增加；GDP反映增長，卻不反映資源耗減和環境損失。於是，全球10大環境汙染最嚴重的城市中，中國占8個；中國城市河段70%受到汙染；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標的環境中；很多過去從不缺水的中國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開始使用無法恢複的、且隻能供8～10年使用的深層岩水，眾多農村人群不得不飲用已被汙染的地表和淺層水源；中國的國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裏的速度自西向東推進；各種災害爆發的頻度和烈度越來越高……GDP在增加，但社會財富和福利水平反而可能下降。
根據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課題組牛文元教授的計算，GDP在中國的高速增長是用生態赤字換取的，“扣除這部分損失，純GDP隻剩下78%，而日本在人均GDP1000多美元時，扣除生態損失後的純GDP為86%”。
GDP當然更不衡量勞工保護，社會保障，小學生造炸藥，部隊武警經商，以及什麼SARS災難。在很多地方，隻要GDP在增加，哪管社會成本有多高！
2.GDP不衡量增長的代價和方式
中國的人均資源占有量很低，人均水資源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4，石油探明儲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氣人均水平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但為了GDP的增長，中國成為世界上單位GDP創造能耗最高的國家之一。在中國，重點鋼鐵企業噸鋼可比能耗比國際水平高40%，電力行業火電煤耗比國際水平高30%，萬元GDP耗水量比國際水平高5倍，萬元GDP總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當然，中國的能耗水平也在下降中，但是和國際標準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到今年年底，中國發電裝機總容量將達3.7億千瓦，而日本隻有2.2億千瓦卻創造了4倍於中國的GDP。經濟長期處於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外延粗放型增長，哪個國家都受不了。
據估計，中國每年因資源浪費、環境汙染、生態破壞而造成的經濟損失至少為4000億元。假如按要素生產率計算，GDP在中國的增加額中，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增長占3/4，靠提高效益取得的增長隻占1/4，而發達國家增加額中50%以上是靠效益提高。
為了GDP的增長，有的地方拚命貸款，負債累累。有一個省光不良貸款就有1900億，損失率估計為56%；許多地方的招商引資演變為“讓利競賽”，門檻一降再降，成本一減再減，空間一讓再讓。拚地價，比稅收減免。蘇州是引進外資的樣板，但一份調研通報也指出，“按照蘇州目前經濟的增長要求，每年需新增項目用地6萬畝左右；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要消耗4000畝土地，以目前14%的增長速度，到2020年蘇州工業用地就沒有餘地了”；為了GDP的增長，連中央政府也背上了很大的財政赤字，從1979年到2001年，24年中，隻有1981、1985年兩年收入略大於支出，其餘22年均為赤字，赤字金額從1979年的135億元增至2001年的2517億元，2002年又增至3098億元。財政赤字有其積極作用，但長期看則存在較大隱患和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