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DP不衡量效益、效率、質量和實際國民財富
當年“大躍進”，中國一年要煉1070萬噸鋼，結果，樹都砍了，鋼材卻是劣質的。
為了GDP的增長，悲劇依然在重演。GDP計算的是從事生產活動所創造的增加值，至於生產效益如何，產品能否銷出去，報廢、積壓、損失多少，真正能用於擴大再生產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有效產品增長是多少，GDP是體現不出來的。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主辦的《中國信息報》2002年9月16日的報道，中國曆年累計積壓的庫存（包括生產和流通領域）已高達4萬億元，相當於GDP的41%，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5%的比例。在反映全社會勞動效益的指標社會勞動生產率方麵，中國在1978～2002年24年間的平均年增長率為6.6%，慢於GDP在同期9.4%的增長；反映工業企業投入產出的綜合指標總資產貢獻率，由1978年的24%降為2001年的8.9%，23年間下降63%。由於生產效益低下，中國的國民經濟並未進入良性循環，城鎮實際失業率居高不下，農民人均純收入1995～2002年年均僅增長4.7%，消費率（消費品零售額占GDP比例）也由1978年的43%降為2002年的40%。
GDP是一個重要的數字，但任何數字都有它的“陷阱”。
天災人禍的災後重建讓GDP增長，“拉鏈工程”讓GDP增長。城市不斷建路修橋蓋大廈，由於質量原因，沒多久就要拆除翻修，馬路拉鏈每次豁開，挖坑填坑，GDP都增加了一次。
一位德國學者和兩位美國學者在合著的《四倍躍進》一書中，對GDP這樣描寫：
“鄉間小路上，兩輛汽車靜靜駛過，一切平安無事，它們對GDP的貢獻幾乎為零。但是，其中一個司機由於疏忽，突然將車開向路的另一側，連同到達的第三輛汽車，造成了一起惡性交通事故。‘好極了’，GDP說。因為，隨之而來的是：救護車、醫生、護士，意外事故服務中心、汽車修理或買新車、法律訴訟、親屬探視傷者、損失賠償、保險代理、新聞報道、整理行道樹等等，所有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職業行為，都是有償服務。即使任何參與方都沒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還蒙受了巨大損失，但我們的‘財富’——所謂的GDP依然在增加。”
他們最後指出：“平心而論，GDP並沒有定義成度量財富或福利的指標，而隻是用來衡量那些易於度量的經濟活動的營業額。”
這段文字的含義與前麵所舉的“經濟學家吃狗屎”的例子異曲同工，其實現實當中類似的情形真是太多了。例如，賣假藥的人讓GDP增長，吃壞身體的人去看病也讓GDP增長。看看中央電視台“每周質量報告”的這些題目吧：《“黑”佐料調“白”腐竹》、《竹筍保鮮的“秘方”》、《病死母豬肉做鮮肉鬆》、《淘汰母豬變“鮮”肉》、《腐肉“巧”煉豬油》、《防寒服“敗絮”其中》、《“果肉果凍”裹的是什麼》、《“無公害蔬菜”令人心驚》、《土辦法生產的“衛生筷”》、《黑心廠生產“黑心腸”》、《“美味”臘肉如此出爐》、《硫磺熏製“注水”中藥材》、《雞精裏的“商業秘密”》……它們都可以讓GDP增長，但是卻損害了國民的福利，國民財富得到的是負積累。
沒有質量的生產活動，不可能帶來社會財富的累積。固定資本的質量不好，沒到使用期限就不得不報廢，那麼固定資本形成的總額再多也不能提高國民財富。當我們要拆毀“豆腐渣工程”重建時，請記住這樣的教訓，它不僅要從國民財富統計中剔除，而且為了重建我們又消耗了一次自然資源。從國民財富的角度看，國民財富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正像被砍伐的森林，“算做了當年的GDP，但對國民財富卻是負積累”。
再聽聽中國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許憲春的感慨吧——
“在注重財富的積累方麵，西方國家很值得我們借鑒。它們的GDP增長率不高，但是財富積累很快。我到歐洲去，看到那裏的百年老屋保存完好，使用自如，並且越老越值錢。反觀我們，曆史文化遺產很多都得不到好的保護。新蓋的樓也是，蓋之前缺少科學的規劃設計，不注重質量，過上10年20年看著不順眼、過時了，推掉了事。我們的情況與西方國家正相反，GDP增長率很高，但是財富損失得也快，缺乏積累財富的觀念。”
4.GDP不衡量資源配置的效率
即使是為了促進GDP的增長，也有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例如：
以政府為主導，倚重於擴大投資的方式，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短、平、快”工程，大搞開發區，跑馬圈地，城市建設大大優先於技術改造安排和勞動力培訓；
依靠財政投資輸入，大規模借債，投資高速公路、鐵路、水庫；
不斷向國有企業輸血，將金融資源向它們傾斜，哪怕其設備閑置；
對一些不發達地區，通過國債項目投資，進行公益性項目建設；
對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工進行工資性轉移支付；
……
這都可以形成GDP的增加。但其中不少資源的配置，效率很低，其實是在浪費有限的資源。
這樣的結果是什麼呢？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1967年在《發展中國家的失業中》一文中已經寫到：
“浪費的現象在大量已成現實的事物中昭然若揭，它導致了資本利用率的不足——如按對需求的期望所建的工廠，每小時僅有幾輛車行駛的高速公路，大型機場和航空集散地建築的低利用率等。”
在中國，很多這樣的例子：一個城市的上一任領導通過上幾條公路、搞幾個城市廣場、建一些開發區，提高了他任期內的建築GDP，但卻沒有真正形成內生的投資環境，缺少富有活力的製造業、服務業企業，以至基礎設施建完以後的GDP不知從何而來。上一任轟轟烈烈，下一任找錢還賬，不要說無錢修路，甚至因無錢而欠薪。
還有，資源浪費、配置不合理的另一麵，是在中國隨處都能看到富麗堂皇的建築，尤其是政府、銀行、工商、稅務、公檢法、國有通信和電力公司等的辦公樓和休閑培訓中心。和19世紀工業革命國家在使用資本時講究節約的習慣不同，“欠發達國家正在以更大的氣派浪費資本；所以當出現某個大型項目完成但其提供的就業卻比期望的要少時，就沒有什麼可值得大驚小怪的了”。
閑置的生產線、荒蕪的開發區、沒有人流的機場、豪華的辦公樓和度假村，它們能解決就業問題嗎？不能。這就是為什麼一邊是經濟增長、一邊是求職艱難的原因。
5.GDP不衡量價值的判斷
GDP無法衡量社會的價值判斷，例如無法衡量社會公正，無法衡量國民的幸福程度。
GDP在統計時是根據生產出來的最終產品，但這往往與幸福無關。軍火生產在統計中是很重要的部分，但假如一個國家更多地生產大炮，更少地生產黃油，人民幸福嗎？
GDP按市場價格計算，但價格與幸福也關係不大。電腦質量在提高，數量在增加，但價格在不斷降低。按價格計算，電腦的產值沒有增加多少，但質量與數量的提高卻帶給人們很大的利益。
GDP也不衡量閑暇。隻要人們天天加班，就能生產更多的物品和勞務，GDP就在增長。但是，沒有閑暇的生活快樂嗎？當我們要享受閑暇時，GDP反而在減少。
汽車能創造龐大的價值，但GDP從來不計算天天堵車占用了我們生命中的多少時間。
所以，在前麵提到的企業家寧高寧先生，還有另一麵的論述：
追求GDP的最終目的，應是全民的不斷進步的幸福生活。可是犧牲了環境，濫用了資源，在經濟總量增長的同時，民眾的健康、教育、藝術不能得到全麵的發展，這就使GDP的增長變得不那麼吸引了，怪不得有人想推出全麵幸福指數來代替GDP指數，也是為什麼我們到一些GDP增長並不快的歐洲小國會感到很詳和舒適的原因。
6.GDP不衡量分配
GDP是一個生產總量的指標，但不衡量分配。
GDP不衡量貧富的差距。中國財政部科研所課題組2005年6月發布的一份報告說：“以基尼係數反映的居民收入總體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承受線。”
GDP不衡量就業，即使“失業已成中國的定時炸彈”。上馬資本密集型的大項目，GDP很容易就拉上去了，但假如忽視了勞動密集型的項目，GDP增長之後的受益者，就隻是資本的所有者，而不是廣大勞動者。
GDP不衡量社會的保障，光有GDP的增長而沒有保障麵廣、保障水平高的社會保障網，一旦我們退休、生病、失業，就會陷入困境。特別是農民，他們向城市轉移，為城市創造大量的GDP。但他們退休、生病時，由誰保障呢？
GDP不衡量誰從GDP這裏最終獲益。GDP是以一國為依據，而不是以一國的人口擁有為依據。中國的外資多了，GDP就會增大，但是GNP（本國人擁有的生產總值）不會同時增大。設想某個地區從國外引進了一家企業，資本全部由外商投資，並且資本有機構成很高，雇傭當地勞動力很少；由於高價進原料和組裝件、低價向國外銷售，公司在名義上虧損。這樣，由於沒有利潤，當地政府得不到所得稅，由於進價太高和出價太低，增值稅也會少收。於是，GDP的相當部分反而形成了國外這家公司的收入。這個例子當然很極端，而且引進外資對中國絕對重要，我們的所得並非GDP的全部。
八、超越對GDP的崇拜
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提出過純經濟福利（淨經濟福利）的概念，他認為福利更多地取決於消費而不是生產，純經濟福利是在GDP的基礎上，減去那些不能對福利作出貢獻的項目（如超過國防需要的軍備生產），減去對福利有負作用的項目（如汙染、環境破壞和對生物多樣化的影響，都市化影響），同時加上那些對福利作出了貢獻而沒有計入的項目（如不通過市場的經濟活動像家務勞動和自給性產品），加上閑暇的價值（用所放棄的生產活動的價值作為機會成本來計算）。根據純經濟福利指標，印度尼西亞從1971年到1984年GDP年均增長7.1%，但如果將石油、木材大量開采出口以及伐木引起的土壤流失作為成本加以扣除，年均增長率隻有4%。
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淨國民福利指標，主張列出水、空氣、垃圾等環境汙染的每項汙染可允許標準，超過汙染標準的，必須將其改善經費作為成本從GDP中間扣除。按此方法，當時GDP在日本的增長率就不再是8.5%，而是5.8%。
1989年，美國經濟學家戴利和科布提出一套衡量國家進步的指標，如計算財富分配的狀況，如果財富分配在公平的標準之外，必須被扣分；計算社會成本，如失業率、犯罪率等；嚴謹地區分經濟活動中的成本與效益，例如醫療支出、超時工作是社會成本，不能算成對經濟有貢獻。
1990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提出人力發展指標，認為國民所得在達到一定程度以後，對人類帶來的福祉、效益會逐漸遞減，打破了傳統的“所得越高就越幸福”的觀念。這項人力發展指標還加上三項變數：人口平均壽命，成人文盲比例，學齡兒童就學率，強調人力開發是一項重要的人類發展指標。
1995年，聯合國環境署提出可持續發展指標，包括社會（目標是消除貧窮）、經濟、環境、政府組織及民間組織等方麵的指標。
在會計行業，國外也提出了“社會責任會計”和“環境會計（綠色會計）”的新會計理念。其計算方法是要在現有統計基礎上扣除經濟活動產生的外部社會成本，扣除所計量資源的耗費，以計算國民經濟增長的淨正效應。
在中國，從第六個“五年計劃”開始，原來的“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已經加上了4個字，改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五年計劃”。但是，很多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還沒有真正加上這4個字。
中國政府以胡錦濤主席為核心的新一代領導集體根據國情實際，順乎進步潮流，已經合乎發展邏輯地提出了“五個統籌”，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並提出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
從增長到發展，這是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新突破，其影響異常深遠。
從中國正在醞釀的新一輪的財稅體製改革來看，財政改革主要集中在支出方麵，例如積極支持社會保障、住房、教育、公共衛生等社會公共事業的發展；切實支持解決“三農問題”，從體製上減輕農民負擔，加強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積極運用財政政策支持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加大對環境整治和天然林保護等生態建設的投入，促進人與自然協調發展。而在稅製結構調整方麵，現行的生產型增值稅將改為消費型增值稅，普通消費品將逐步從稅目中剔除，而一些高檔的消費品將納入消費稅征稅範圍，農業特產稅將取消，農業稅率會逐步降低，並逐步統一城鄉稅製。這些改革的含義，與“五個統籌”和以人為本、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可以說息息相關。
由新的發展觀開始，可以預言，即使是在衡量經濟成就方麵，GDP的至上地位也會降低，而其它一些指標如就業、負債、效益會與GDP同行。GDP從“總分成績”變成了“單科成績”，當然，GDP還是最重要的單科。
由新的發展觀開始，對地方和幹部政績的考核標準必然也會變化。生產建設型的政府必須轉變為公共服務性的政府，轉變為切實提高服務效率和能力、保護公民權利和自由、為人民辦實事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