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奇跡”：來自土地的貢獻
自1978年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國內外不少學者將其稱之為“中國奇跡”。如何解釋“中國奇跡”？從世界主流經濟學角度看，最有代表性的解釋，如世界著名計量經濟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鄒至莊：“為什麼中國經濟發展這麼快？我覺得有三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首先是中國的人力資源。第二，中國的市場經濟製度。第三，中國經濟還在發展的初期，所以有機會很快趕上先進國家。這三個重要條件，不但可以解釋中國最近30年來的經濟快速增長，還可以解釋其他。日本在‘二戰’前後也有這三個條件，因此日本經濟在戰後發展也非常快。亞洲四小龍——香港、新加坡、台灣、韓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經濟發展也非常快，同樣也是具備這三點因素。”《鄒至莊論中國經濟：為什麼中國經濟發展這麼快？》，《南方都市報》2011年11月6日。此外，美國耶魯大學的陳誌武認為，中國近30年的經濟成就特別突出，是因為中國在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是建立在成熟的現代工業技術和自由貿易體係之上的，而這兩方麵的基礎條件在晚清、民國時期都不存在。如今，中國GDP的85%左右來自現代工業和服務業，包括能源、金融、製造業、運輸業、互聯網、電腦等，而它們無不是來自西方；中國的產品能流通全世界，也離不開由西方建立的自由貿易體係。香港大學的張五常認為，1989年之後，中央迅速把經濟權力下放到縣級政府，導致縣與縣之間在發展經濟上進行激烈競爭。每一個縣政府，都像一家公司，為了地方的GDP快速增長，拚命招商引資。投資者向當地政府購地建廠，賣地收益的四分之三歸本縣，四分之一上繳。廠建成投產後，增值稅四分之一留縣，四分之三上繳國庫。張五常認為，這種中國獨特的租稅合約分成製，為地方政府發展經濟提供了強大的激勵，導致地方政府有很強的發展經濟積極性。他同時認為，這是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奇跡產生的根本原因。
應該說，各位學者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提出的這些導致經濟快速增長的因素是存在的，都在起作用。但從中國實際情況看，原因恐怕更為複雜。
從最直接的角度看，“中國奇跡”是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型擴張經濟。按照中國統計部門的分析：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中，投資的作用最大。如2011年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54.2%，消費貢獻率是51.6%，淨出口貢獻率為－5.8%。而在2009年，投資貢獻率高達92.3%。
其大背景和生發機製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對外開放程度加深，出口導向工業化實施。為了吸引外資，使廉價勞動力轉化為現實優勢，中國利用獨特的土地製度安排（即地方政府低價征收農民土地、獨家出讓土地給用地者），通過創辦開發園區，提供優良的政策環境，低價供應土地，避開了土地稀缺性可能導致的土地高價，使中國在短短的十多年時間，成為“世界製造工廠”，成為全球分工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城市化進程大大加快。麵對城市建設的巨額資本需求，中國不失時機地深化土地使用製度改革，對經營性用地實行“招拍掛”製度，加快實現土地從資源、資產到資本形態的轉換，將土地的功能從傳統的生產和生活功能，拓展到資本功能，帶來巨大的乘數效應。土地使用製度改革所釋放的“土地紅利”，為經濟建設提供了巨額土地增值收益，促進了城鎮化的快速發展。
簡而言之，這種“增長模式”依賴的機製為：“經營土地”（或“經營城市”）——“招商引資”——投資擴張——經濟擴張。其中，“經營土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經由土地儲備機構，壟斷城市一級土地市場，通過“退二進三”（即將第二產業搬遷到城市郊區，引入第三產業），相對低價收儲的土地經由拍賣之後，增值收益主要由政府獲取；或者將收儲的土地抵押，獲得貸款，爾後將土地收益或貸款作為投資，用於城市基礎設施、改善城市環境等，徹底改變城市麵貌，為招商引資創造基礎條件。二是政府通過土地儲備機構獲得貸款或土地收益，用於園區基礎設施等建設，然後大力招商引資。政府通過初次的投資擴張，並在成功招商引資之後進一步實現投資的擴張，實現整個地方經濟的擴張。
這就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邏輯主線。土地供給是中國投資形成的最重要的基礎性條件。土地的寬供應和高耗費保證了高投資；壓低地價的低成本供地保障了高出口；以土地的招商引資推進了高速工業化；土地出讓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資助推了快速城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