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人入關之初，大加撻伐“三餉”，明確說要豁除“三餉加派”，並表示“不加賦”。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七月，攝政王多爾袞明諭：“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複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後加練餉。唯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如有官吏朦朧混征暗派者，查實糾參，必殺無赦！”
當年十月，清世祖在即位詔中重申：“地畝錢糧俱照前朝會計錄原額，自順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畝征解，凡加派遼餉、新餉、練餉、召買等項，悉行蠲免。”
對於這等弊政，作為後來者，指責前朝行“弊政”、“疵政”而失去天意、民心，自己取而代之是順天意，無疑是爭取民心的“統戰”技巧。不過，待滿人征服華夏各地之後，就不再提“三餉”的可恨之處，更不說“必殺無赦”了。事實上，免除“三餉”的諭旨並未嚴格貫徹執行。除了多爾袞在邊外築城而加派9省額外錢糧250餘萬兩、順治親政命抵額糧，及順治末一度加征練餉、康熙即位予以“急停”之外，應當指出的是，占“三餉”總額三分之一的遼餉停征不久，即“以前項遼餉在萬曆年間加派，故複照舊派征”。也就是說，在實際執行中被停征的僅剿餉、練餉而已。
正是這一緣故，順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朝廷下令編纂《賦役全書》時稱：“錢糧則例，俱照萬曆年間，其天啟、崇禎時加增，盡行蠲免。”這裏的“萬曆年間”，實際上是說萬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之所以用萬曆年的，是因為，清入關以後，北京宮闕多毀，戶部賦役冊籍多有散失，明代天啟、崇禎年間的冊籍已蕩然無存，唯萬曆朝冊籍尚在。於是清朝統治者以萬曆朝的冊籍作為征收田賦的依據。
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685—1687）重修的《簡明賦役全書》，雖然將順治以來新增戶口、田土予以增補，並刪去絲秒以下尾數，但書成以後，“以九卿議舊書行之已久，新書停其頒發”。於是，順治十四年修纂的《賦役全書》所載萬曆四十八年“錢糧則例”及地丁原額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以後，雖然由於戶口、墾田增加而地丁總額逐漸上升，但就全國每年丁糧田賦而言，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是力求恢複萬曆舊額。
到了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諭定丁銀總額，是“不加賦”的重要舉措。此諭命以康熙五十年丁冊定為常額，“嗣後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康熙五十二年《恩詔》重申此諭，並首次提出“續生人丁，永不加賦”。康熙的“永不加賦”專指丁銀而言。
以上大致是清初的土地稅製情況。
三、完善土地稅征收管理製度
當時的社會，土地仍是財富之母。如何確保土地稅賦的足額征收，是一件大事。清朝政府總結前朝的經驗教訓，采取了一係列的征稅措施。
第一，清初繼承與仿效明代製度，建立與完善財政管理機構。中央財政的主管部門為戶部，負責人是尚書，其職責是“掌天下之地政與其版籍，以讚上養萬民，凡賦稅征課之則，俸餉頒給之製，倉庫出納之數，川陸轉運之宜，百司以達於部”。戶部下設有十四個清吏司，各按省區命名，對口考核與管理各種財政的收入與支出事項。在地方，以藩司主管一省財政機構，上受中央戶部管轄，下管道、府（州），分管稅糧運輸、儲存；設鹽法道主管鹽稅征收；設關司道，分管關稅征納。道一級的財政長官為分守道，掌錢穀征納與會計，府一級由同知掌稅征、會計、出納諸事。州縣是地方財政的基層組織，除知縣負有理財職責外，縣丞掌糧馬、征稅、戶籍諸職，縣的屬官巡檢、課稅大使等也為經征賦稅、辦理財政收支事務官員。這樣隨著中央到地方各級財政機構的建立與官員的配置，就形成了由皇帝嚴密控製全國財政收支的組織體係。
第二，編纂《賦役全書》。從穩定統治出發，清廷通過清理賦役簿籍，編纂《賦役全書》，以整頓賦役製度，增加財政收入。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諭戶部稽核錢糧原額，彙為賦役全書”，此書係以明萬曆舊籍賦役原額為準編定的。順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又“命侍郎王宏祚訂正《賦役全書》”。在書中，“先列地丁原額，次荒亡，次實征，次起運存留。起運分別部寺倉口，存留詳列款項細數”。順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賦役正式按修纂後的《賦役全書》執行。由於《賦役全書》詳列地丁原額、逃亡丁數、田畝開墾數、賦役的實征數及留存等內容，分別按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欄彙編，這就使各地在征收賦稅時有章可循，從而穩定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第三，清查田畝戶口，編立魚鱗冊與黃冊。為使各地賦役的征收完納落到實處，清朝還同時編立魚鱗冊與黃冊，使之與《賦役全書》相互配套，利於執行。魚鱗冊即土地丈量冊，詳載田地的形狀、大小，以及上、中、下田則等內容。黃冊也係清初斟酌明製而定，順治三年規定三年一編審，後又改為五年一編審。黃冊不僅詳載人丁數，而且詳列各項賦稅預征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