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派禦史赴河南、山東等地去督率州縣官吏“履畝清丈，分別荒熟實數，凡直省田土，悉登（順治）十一年新編《賦役全書》，其與前明萬曆年間《賦役全書》數符者不丈。又以山東明藩田產相沿以五百四十步為一畝，照民田例概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順治十八年巡按河南禦史劉源濬請以開墾荒地之初，免其雜項差役，並令地方官先給帖文，詳載姓名、地址、年月，以杜爭訟。”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特令“將前明廢藩田產給予原種之人，改為民戶，號為更名地，承為世業……與民田一例輸糧，免納租銀”。由於各地田畝資料詳載於魚鱗圖冊，因而各地在清丈田畝的同時，還不斷核實與修訂魚鱗圖冊。
此外，朝廷從計丁授役的目的出發，又不斷進行查核戶口，強化對戶籍（主要是人丁）的控製。“悉令州縣，編置牌甲，於是製編審戶口之法”，並規定“州縣城鄉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頭。十保立一保長。戶給印牌，書其姓名丁口，出則注其所往，入則稽其所來”，也就是要控製人口流動和掌握人丁的確切數。
第四，改進賦稅征收辦法。《賦役全書》頒行後，各地雖以此為征收錢糧的依據，但又有胥吏巧立名目，進行私派。順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都察院左副都禦史孫建宗指出：“大抵今日之為百姓，不苦於額賦而苦於賦役額外之征求，苦樂不均之攤派也。”為了免除奸吏中飽苛征，清初多次改進賦稅征收方法。先是采用易知由單和截票法，征收前先將列有稅率、應納錢糧數及見交錢糧數等欄的易知由單發給花戶（民戶），花戶按限完納後，發給截票，官府在錢糧入庫時還要填入印簿，歲末繳司報部。同時，各官府還要造糧冊及奏銷清冊，以防偷漏貪汙。其後在執行過程中又發現“截票”仍有漏洞，一些奸吏往往“借稱磨對”將納戶的“截票”扣留不給，因而遂有已完作未完、多征作少征者。對此清朝又改為三聯單法和滾單法。三聯單分為票根、納戶執照、比限查截三聯，各記載錢糧應征實數。票根給予催征差役，納戶執照給予稅戶，比限查截存於官，民戶依次納稅。如三聯單不載應征稅額或不將單給予民戶，準由民告官論罪。滾單法則以每裏5戶至10戶為一單位，隻用一單，上注明納稅人姓名及應納稅額及各限應完納數，依戶滾催，不許裏長櫃役等征收。
通過繼承明朝的土地製度（包括土地稅製）中較為健全的部分，並有所創新，包括土地稅征管舉措的完善，清初的財政與經濟得以較快恢複。
以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和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相比，耕地麵積增加了將近一倍，各地區出現了“流亡漸集，戶口漸蕃，草萊漸辟”的局麵。國家的財政有了明顯好轉，國庫征收的銀兩以及米、麥、豆等都相應有了較大的增長。據《清實錄》的記載，順治八年征銀2110萬兩，米豆麥等57.3942萬石，但至順治十六年已上升為征銀2558萬兩，米豆麥等620.172萬石。
清代土地製度變革的背景
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不另征丁稅（俗稱“人頭稅”），而力役又可納銀代替，故人民有較大的遷徙自由。而此前，朱元璋的黃冊裏甲製度限製了人員的流動。當時的法律規定：“農業者不出一裏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離鄉百裏，都必須持“路引”，“路引”實際上就是離鄉的證明。
當然，明朝不少地方並未全麵執行“一條鞭法”，仍然向人丁征收一部分代役銀，沿襲下來就成為丁銀，又叫“丁徭銀”、“徭裏銀”。
所以，有人說，清初的丁銀是明末“一條鞭法”改革不徹底的遺留。《攤丁入畝：未改“賦外之賦”》，《投資者報》2009年9月15日。嚴格地講，不是“改革不徹底”，而是張居正“人亡政息”，一條鞭法未能繼續執行。
由此，清初的賦役製度，名義上延續“一條鞭法”，實際上卻是“一條鞭法”以前的做法，即“田賦”+“丁銀”。
一、丁銀征收的弊端
清初丁銀的一個大弊端是負擔不均。現代財稅理論主張的根本征稅原則是“公平稅負”。可是，丁銀的征收，卻存在明顯的不公平。按人征丁銀，必然是由無地少地的農民和其他勞動者來承擔丁稅的大部分，而地主富戶因人口少負擔的丁銀也少。
清朝前期獲鹿縣，擁有全部土地30%的人（占地100畝以上的），隻負擔2.7%的丁銀；沒有土地的人，丁銀負擔卻占14.4%。擁有土地30畝以下（包括無地農戶），負擔的丁銀占總額的77.3%。
此外，丁銀的核定，也存在很多弊端。
前文說過，順治皇帝時期編纂的《賦役全書》，“錢糧則例，俱照萬曆年間”。當然，明代萬曆年間的魚鱗冊與黃冊，距清代順治朝年代較遠。經過明末社會動亂，各地的人口生死、遷徙和土地占有狀況發生了較大變化。順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編定《賦役全書》的時候，朝廷對一條鞭法進行了必要的調整，重新編審戶籍人口，並規定了增審人丁的考成辦法，以盡量增加在冊人丁數額和賦役收入；也先後采取措施清丈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