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舉措？康熙在諭令中從三個方麵進行了說明。
第一，“人丁雖增，地畝並未加廣”，荒地開墾已盡，增加丁賦失去了稅源依據。從賦稅征課的合理性來看，不宜在地畝不增加的情況下擴大丁賦征課額度。因為在當時農業社會條件下，財富來源於地畝，地畝難以增加，而人口自康熙中後期以後卻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兩者失去均衡，如以人丁增長數加增丁賦，必然加重民眾的負擔，賦稅征收便偏離了以民眾負擔能力為基礎的原則。
第二，從不加丁賦政策頒行前丁賦的實際征收情況來看，並未按實際丁數編征丁銀，“一戶或有五六丁，隻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納錢糧”，究其原因，康熙調查所得是“蒙皇上弘恩”，實際上是在丁銀編征中舍富就貧和官吏舞弊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丁銀加增已失去可能性。
第三，從清朝政府賦稅征收所滿足的目標來看，“今國帑充裕，屢歲蠲免輒至千萬，而國用所需並無遺誤不足之虞”，所以已無加征丁銀的必要。
康熙的改革措施，把全國丁稅總額基本固定，不再隨人丁增長而加重，對於少地或無地的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來說，還是有一定好處的。因為他們實際上承擔著全國丁稅的絕大部分，丁稅不增，其負擔相對穩定，有可能安心生產。
當然，這一改革是不徹底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隻是固定丁銀數額，但仍未能解決稅負不公平的問題，依然是對擁有土地多者有利。因為，它隻承認今後滋生的人口不再征收丁銀了，而現有人口還是要收丁銀的。而且這也帶來了新的問題，由於人丁的生老病死和流動遷徙是不可避免、隨時變化的，在具體的民戶中扣除舊的丁銀額，增添新的丁銀額就不像以前那麼簡單了；隨著人口的增加，需要不斷地重新計算每個人丁應擔負的丁銀額。
康熙雖然沒有采納一些地方政府的自發式改革措施“攤丁入地”，但他推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卻為雍正全麵推行“攤丁入地”創造了條件。在丁額不定，“丁增賦亦隨之”的情況下，丁銀數目要視人丁多少來決定，因此難以實行“攤丁入地”；即使實行了，也要定期重編，二者不可能有穩固的結合。然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以後，情況就不同了。這時，丁稅已是一個固定的數額，與人丁的多少沒有正相關的關係，因此對清政府來說，這筆收入從人丁征收，與從土地中征收，可謂一回事。
雍正的土地稅製變革：“攤丁入地”
雍正皇帝即位後，山東巡撫黃炳第一個提出應“攤丁入地”。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六月，黃炳因境內各地連年遭遇旱災，民生艱難，奏請按地攤丁，以解民困。他認為，“有地則納丁銀，無地則去丁銀”，使貧富負擔平均才是良政，因而主張丁銀攤入地畝征收。他還說，“並請通飭北五省一體遵行”。
可是，雍正認為“攤丁之議，關係甚重，豈可草率從事”，不但沒有采納黃炳的建議，反而批評他“冒昧瀆陳”。
到了雍正元年七月，直隸巡撫李維鈞又上疏雍正，要求在直隸州內將丁銀並入田畝之中征收，認為這“實在是對平民百姓大有益處”。
李維鈞深知雍正的性格特點，他吸取了黃炳挨批評的教訓，他隻是奏請雍正批準他在轄區內進行；他還在奏疏中要雍正“乾綱獨斷”。
雍正的態度果然大不相同。他並未反對，隻是說，“此略早了些，更張之事在豐年舉行好，候部議來再定。”
的確，變更祖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爾後，雍正將李維鈞的奏折交給戶部征求意見。九月，戶部提出意見，表示讚同李維鈞的主張。雍正還有點不放心，再提出讓九卿複議。但九卿認為按地輸丁的有些問題尚可斟酌，如直隸、江浙等處田地“有地無稅”或“有稅無地”情況，勢難將丁銀攤入地畝，應查明所屬地畝，共分為上中下三則，按其多寡，攤入丁糧，不能一律均攤。
對此，李維鈞上疏分析說，這並不妨礙攤丁入地的實行，如直隸屬地糧共2034700兩，丁銀共420800兩，統為核算，將此丁銀均攤入地糧之內，“仍照上中下三則之田，各計其納糧輕重之數，而分攤其丁銀，永無偏累之患”。
雍正於是批示說：“分析甚夠，籌度極當，實可準行。”次年，直隸全省推行攤丁入地。
從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起，變革在全國展開。到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福建、山東、雲南、浙江、河南、陝西、甘肅、四川、江西、廣西、江蘇、安徽、湖南、湖北等省，也相繼奏準並實行了攤丁。
山西省和貴州省稍遲，是在乾隆年間開始實行的。盛京（今沈陽）、吉林等地，最初因“戶籍無定”而未實行。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盛京實行；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吉林實行。
順便說一下，廣東早已推行。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皇帝已經下旨“準廣東所屬丁銀，就各州縣地畝攤征，每地銀一兩攤丁銀一錢六厘四毫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