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中的小手工業者因為免除了丁稅，從而可以集中精力從事手工業生產，一些有技藝的手工業者也因為無丁銀之累，可以到外地或城鎮從事手工業生產，這樣又促進了城鎮工商業的繁榮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隨著手工業和商業的進一步發展，“不在鄉地主”（absentee）日益增多，再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土地產權製度以及經營製度發生了巨變，發展出一種類似英美法係的土地批租製度（“thelandleaseholdsystem”或者“theleaseholdsystem”）。在這種製度下，作為批租財產的買方，獲得租約規定期限內的批租財產（即土地）的占有權、使用權和收益權。相應地，買方需要按照租約支付租金（可以一次性支付，也可分期支付），並遵守租約的其他約定。租期一般有數年到數百年不等，如新加坡土地批租期最長的為999年。
中國式土地批租製度，可能在明代的萬曆年間已有萌芽（有極少的個案）。但在“攤丁入地”之後，這種土地租佃安排迅猛發展起來。
有研究顯示，萬曆年間，安徽省徽州府田主預收田租的還隻是少數，所見十九件租約中，預收租金的隻有一件。但是，到了清代，特別是雍正之後，許多地方形成了預收租金的慣例。
如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以前，山西沁源縣農民常進財租李相山的一塊田地，議定每年納租17石。雍正十三年，租約變為：李相山向常進財預收粟穀34石，議定作為未來兩年的地租。
到了乾隆年間（1736—1795），江蘇、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直隸、山西、河南、陝西、甘肅、福建、廣東、盛京等15個省區40個州縣，都有預先收租的記錄。嘉慶年間，全國又有19個州縣實行了預先收租的製度。
從嘉慶以前的67件預收田租契約可見，預收一年地租的有48件，預收兩年地租的有4件，預收三年到二十五年地租的有10件，年限不明確的有5件。
地主為何采用預收地租的辦法或者說采用批租製度呢？有的地主或許是因為急需用錢所以預先收取若幹年地租，但更主要的因素，恐怕是因為“攤丁入地”之後，“不在鄉地主”的增多。
據《蘇州府誌》的記載，18世紀，40%～50%的江南地主居住在縣城，30%~40%居住在市鎮，隻有10%～20%居住在鄉村。白凱：《長江下遊地區的地租、賦稅與農民的反抗鬥爭（1840—1950）》第23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
由於江南地主多數居城，地主與佃農的人身隔離，於是，租製中分成製的比重趨小，定額租製的比重增多。這是因為，分成製下，地主與佃農是一種類似合夥製的關係，雙方的收益一般是按照收成五五分成，相應地風險也是共擔。由於佃農也是“經濟人”，或許存在道德風險，隱匿收入而獲得更多收益，於是，地主往往全程監督耕作。對於不在鄉地主而言，這樣做的成本太大，他要麼聘請代理人去監督（但誰去監督代理人？），要麼采用批租製預先收取若幹年的定額地租。這也是雍正之後，預收地租方式日益增多的重要緣由。
然而，中央政府對這種批租製度采取了嚴厲的管製措施，不準“立券預支”地租。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戶部議覆漕運總督托時條奏定例規定：“旗丁有將運田私典於人，及承典者，均照典買官田律，計畝治罪。該丁革退，其田追出交與接運新丁，典價入官。其旗丁出運之年，將運田租與民人，止許得當年租銀，如有指稱加租立券預支者，將該丁與出銀租田之人，均照典買官田律減二等治罪，租價入官。”（參見《大清律例》）
既然中央政府禁止“立券預支”地租，隻許按年納租，那麼，批租製就很難有生存的空間了。
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為了逃避管製，一田二主或多主這種複雜的土地產權安排，日益盛行起來。
在一田二主或三主製度下：在租佃契約雙方規定的期限內，佃權（使用權）歸佃戶，而田主隻保留收租的權利。在這個期限內，隻要佃戶履行契約規定的義務（交租），田主是不能把土地收回的。但是租佃雙方按契約進行的權利分割是很“明晰”的：如果是三十年期的租佃契約，那就意味著三十年內佃權是受保障的。田主要收回土地，除非通過討價還價在佃戶的同意下贖回佃權，否則隻能三十年期滿後再說。如果再延長到“永佃”，那就成了“一田二主”，田主權利隻限於獲得“大租”（“田底”租，區別於“佃主”出租“田麵”獲得的“小租”而言，“大租”數額未必比“小租”大），而“佃主”即佃權擁有者就可以按自己的意願把“使用權”拿去“流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