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學術界稱一田二主或多主為“永佃製”，這其實並不合適。因為，他們之間並不以主佃關係出現，而是以各自獨立的田主麵目出現，各自占有的“田麵”與“田底”權，可各自自由買賣，也可以繼承，對方無權幹涉。
清代發展出的這種複雜的土地產權關係，很難用西方國家的那種單一所有權概念去套用。如果按照現代觀念衡量，一田二主或多主的慣例，既不合乎近代法律的所有權思維，也不利於市場經濟下的自由買賣。以近代法權的思維來看，一田二主或多主的弊端在於：私產權利的不明確，以及利益的不明確；前者不利於法律上移轉之交易，後者不利於財政上稅賦之征納。比如說，要真正購得一塊田地，不僅要購買田麵權，也要購買田地權，這才算完全取得這塊土地的權利。多了一層交易手續，也就多了一層阻力，交易成本大大提升。
三、“攤丁入地”使中國離工業革命更加遠
前文在討論明代的土地製度變革時說，“一條鞭法”施行以後，田賦的繳納才以白銀為主體。由於白銀的需求集中在商業流通和政府稅賦分配的需要上，農業和工業的發展受到擠壓。
清朝的土地製度變革，即實行“攤丁入地”之後，也以征銀為主。這一變革，改變了朝廷與地方、官府與百姓的關係，也就使白銀在國家的行政運作中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據《清史稿·食貨二》載：“總計全國賦額，其可稽者，順治季年，歲征銀2150餘萬兩，糧640餘萬石；康熙中，歲征銀2440餘萬兩，糧430餘萬石；雍正初，歲征銀2630餘萬兩，糧470餘萬石；高宗末年，歲征銀2990餘萬兩，糧830餘萬石。”上述數字隻是賬麵上朝廷所得到的財政收入，具體的賦稅征收過程中，火耗、秤頭、加派、規費等名目層出不窮，相關記載不勝枚舉。實際進入官僚體製的白銀要遠多於此數。
然而，清代白銀產量不高，乾隆初達到高峰期，年產量可能也不過四五十萬兩。直到鴉片戰爭前，近200年時間內，國內先後報開的銀礦總共隻有89家。銀的產量1754年最高達56萬兩，1800年左右年產量不過44萬兩。正所謂“銀之行用日廣，煎煉日多，地寶之泄日甚，則礦砂有時或竭”成毅：《專重製錢論》，見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卷58。。
所以，當時的貨幣體係，白銀的供應主要來自海外。1970年全漢升先生發表《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一文，估計公元1700—1830年間輸入中國的美洲白銀約為6億元，折合約4.3億兩。據此計算，平均每年輸入中國的白銀約為330萬兩。
不過，弗蘭克認為，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250年中，中國大約獲得了60000噸白銀，占世界白銀產量的一半。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第208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60000噸白銀約合19.2億兩，平均每年輸入中國的白銀約為768萬兩。這個數字比全漢升先生的估計多了一倍。但弗蘭克的估算，是根據他所理解的公元16世紀—18世紀全球貴金屬流通的大格局所做出的，缺乏具體的貿易統計數據做依據，似乎有過度估計的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