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實際數字如何，它都是一筆巨額數據，如果轉化為投資，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也將是巨大的。可是，正如明代一樣，不少白銀退出了流通領域，並未發揮有效作用。根據百瀨弘的《清朝的財政經濟政策》，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的朝廷的歲入：地丁、鹽課、關稅、雜稅、捐輸，合計48470000兩。乾隆三十一年的朝廷的歲出：包括兵餉、王公文武官員俸銀、藩部王公俸銀、文武官員養廉銀、中央官署屬吏雇員俸給、中央官員津貼、治水費等，合計34597000兩。也就是說，部庫積藏了7000餘萬兩白銀，意味著相當於共21年中輸入中國的美洲白銀（假如接受全漢升先生的估算）退出了流通領域。
不僅政府運轉中窖藏了白銀，由於白銀作為一種貴金屬，也被作為物質財富，為達官貴人、富商巨賈和其他豪勢富戶所囤積。僅以18世紀最後一年被抄家的和珅為例說明。根據清代大內檔案《和珅犯罪全案檔》的資料，和珅被抄家時共有白銀元寶一百個（每個重一千兩），元寶銀九百四十萬兩，白銀五百八十三萬兩，蘇元銀三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餘兩，洋錢五萬八千元（估銀四萬六百兩）。據此計算，和珅家收藏的貨幣形態的白銀已達約1000萬兩，相等於全漢升先生估計3年多的美洲白銀輸入中國的數量。這還未包括抄家單中所列之銀碗碟4288件，白銀吐盂200餘個，白銀麵盆56個等銀器。
正因為美洲白銀的流入適應了清朝賦稅征收、財政運行和官僚係統運作的需要，很快地進入國家的貢賦體係，並有很大一部分為國庫、皇帝和大官僚所囤積。所以，18世紀巨量白銀輸入，並沒有引致物價的大幅上升。
我根據王業建《1638—1935年間江南米價變動趨勢》一文的數據，計算了長三角地區1638—1928年的米價情況。正式推行“攤丁入地”的1724年前後，米價均表現較為平穩，此前的90年間及改革後160多年間，米價走勢無大變化。1898年後米價持續走高，但已與此項改革無任何關係。
白銀窖藏，一方麵導致市場上的資本數額減少；另一方麵導致低效率利用。但是，“攤丁入地”收取的是白銀，白銀是本位貨幣之一，所以，也對農業經濟帶來巨大變化。
《皇朝經世文編》卷四十六載李象鶤《平價禁囤議》，其中說道：“十年來，歲非太稔而穀甚賤。銀一兩得穀二石。居家用費不減於前，以穀易銀，僅得往日四分之一。於是，收租之家病。佃家終歲勤劬，竭一個之力，可種穀百石。以半納租，少亦須十之四……及春間力作，借銀糴穀，借穀種田。穀之息，借二還三。銀息不過二分。而穀貴，借銀糴穀。穀賤，糶穀以償銀。轉移之間，其失自倍。於是，種田之家病。租入既多，興版築，饜酒肉，市布帛。負其力者得其食，出所有者易所無。穀賤，則無所取資矣。於是，傭工匠作商賈亦病。”
這裏，李象鶤提出，因為穀價太賤，“收租之家”（非身份性的中小地主）的消費遂不得不減少，而一般的手工業者和商人（中小商人與販夫販婦）亦將因此而“無所資取”。這說明，當時的鄉村生活市場，因國家財政之擠占而萎縮。
工業的發展也是如此。前文說過，“攤丁入地”之後，人丁編審製度失去意義，人身有了遷徙的自由，農民不再被強製束縛在土地上，大量剩餘勞動力可以流動。農村中的小手工業者因為免除了丁稅，從而可以集中精力從事手工業生產，一些有技藝的手工業者也因為無丁銀之累，可以到外地或城鎮從事手工業生產，這樣又促進了城鎮工商業的繁榮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應該說，“攤丁入地”直接導致的工商業的興旺發達。李伯重教授的論文《從1820年代華亭－婁縣地區GDP看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用大量數據證實了江南地區經濟的高水平發展。他指出，1820年代鬆江府的華亭－婁縣地區，GDP大致為白銀1300萬兩，人均GDP為白銀223兩。這一地區的就業人口總數為26萬人，占勞動力人口的84％。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可以說是一個充分就業的社會。農業人口僅占就業人口總數的27％，而工業人口占就業人口總數的57％，比農業人口多出一倍。服務產業從業人數占就業總人口的17%。工業是這一地區經濟的第一大部門，其中農村工業人口又占工業人口的四分之三。因此伊懋可（MarkElvin）提出明清中國一些農村地區可能已經“過分工業化”的說法，對於1820年代的華亭－婁縣地區來說是正確的。頗有意思的是，李伯重把這一地區與歐洲經濟發達的荷蘭加以比較，得出的結論令人刮目相看——在許多方麵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如果說，此時的荷蘭經濟是近代經濟，那麼同時代的華亭－婁縣地區也是近代經濟。他進一步申論，在19世紀後半葉，上海取代華亭－婁縣成為鬆江府乃至整個江南的經濟中心，此時的江南更成為亞洲近代工業化最成功的地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