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鄉地主、官僚、士紳的強烈反對下，浙江省政府委員會召開會議，認為減租辦法“洵屬有弊無利”，決定暫時取消。此後田租多寡，由佃業雙方根據《佃農保護法》關於租額不得超過收獲總量的40％範圍以內，自行協定。
這樣，浙江的減租改革宣告失敗。
1943年，陳誠在鄂西地區實施“二五減租”，以調動農民積極性，增加生產，也是困難重重，阻力頗多，最後也是半途而廢。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華民國行政院於1945年10月23日頒布命令實行“二五減租”，並在蘇豫皖、浙贛鄂、粵桂湘等省推行“二五減租”，對各省的實施情形進行了回顧和總結，指明“推行二五減租為政府改善貧苦佃農生活之德意，亦為保障佃農，扶植自耕農，實施民生主義之國策”，但實施效果各地不一。
但同樣是執行孫中山的遺願，實行“二五減租”，中國共產黨是比較成功的。1937年，中共按照民國政府規定，在陝甘寧邊區實行“二五減租”。在陝甘寧邊區，各個地區都頒布了減租的指示，其減少的租額各自不同。例如，在綏米地區，1937年11月，就以八路軍警備區、後援會和國民黨政府二區專員何紹南的名義發布減租減息布告，按上、中、下三等地，減租到三鬥，二鬥五，一鬥。在晉察冀邊區，1938年2月9日，邊區政府發布《減租減息單行條例》，規定地租“一律照原租額減少25%”，利息“一律不準超過一分（即年利10％）”。晉冀魯豫、晉東南、冀南等根據地，都發布了減租減息布告、條例和實施辦法等。
三、國民黨土地改革失敗的原因分析
國民黨沒能普遍推行減租政策，一方麵，是因為國民黨政府控製的區域有限。1928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確立了在江南等部分地區的穩固統治，但是其餘大部分地區隻是名義上受其控製，所謂的“統一全國”，也隻是名義上的。其真正能夠掌控的隻有幾個省，而這又是蔣介石的“根據地”——政治和經濟的“重心”。國民黨政府雖然下令推行了土地改革，但遭到地主和鄉紳等的反對，也就不強行推進了。
另一方麵，減租政策設計不妥，缺乏政策的執行機製，也是重要原因。
（一）減租政策設計不當
由於江南經濟發展，土地產權的高度分割，如何定義“地主”，誰應該減租，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據曹樹基的研究，浙江省推行“二五減租”實踐過程看，盡管浙江各地區大都存在土地所有權被分為“田底”與“田麵”的情況，即所謂的“一田二主”現象。但是，由於土地來源不同，“田麵田”的性質亦有不同，既有欠租撤佃的“普通田麵田”（原文稱“相對的田麵權”），也有欠租不可撤佃的“特別田麵田”（原文稱“公認的田麵田”）。由於兩種“田麵田”的地租率不同，所以，在政府推動的減租過程中，擁有“普通田麵田”的田主積極推動“二五減租”，而“特別田麵田”的田主則反對“二五減租”。後者成為浙江“二五減租”的最大障礙。
我在前文說過，取得田麵權的方式有很多種，比如墾荒得“田麵田”（由於在開墾荒地過程中，佃戶要投入大量工本，所以，業主常在開墾之初應允給予“田麵田”）。這種田麵權，就是“特別田麵田”，因為“田地權”人沒有權力撤佃，而購買得來的田麵權，則是“普通田麵田”，“田地權”人是可以撤佃的。
例如，對當時平湖縣那些擁有“特別田麵田”的佃農而言，在“二五減租”展開之前，他們實際承擔的租率已經降至正產的37.5％，甚至更低。“及二五減租條例施行，地主以為有例可援，反而增高租額，至條例上所定限度”。例如，每畝1.2石起租之田，依舊例七成計算，僅須繳租0.84石，而依二五減租之例，則須繳租0.9石。其實浙江省減租條例已有規定，凡原定繳租數額在37.5％以下者，應仍照舊例收租，不得藉詞加租，“而地主置若罔聞，紛紛增加租額”。於是，“特別田麵田”人紛紛反對國民政府的減租。在以蘇州、鬆江為中心的蘇南核心區，“特別田麵田”占據主導地位。在此類地區要實行二五減租幾乎是不可能的。
對於“普通田麵田”人而言，減租對他們有利，但對地主很不利。據當時的有關人士的研究，在杭縣、富陽、餘杭、臨安、於潛、新登、昌化7縣發生的49起佃業糾紛中，撤佃糾紛占71％。這一區域是普通租田為主的地區，地主有充分的理由撤佃他召或“自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