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討論中國共產黨土地改革的論著，基本上集中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的那次全國性的大土改。其實，從宏觀曆史學的角度看，中共的土地改革有三次，而且，每次的側重點不同。
第一次土地改革，是1946年到1956年，即通過摧毀鄉村舊有既得利益集團，建立起新的政權組織，實現“耕者有其田”（但並非現在學術界所謂的“農民私有製”，中共當時並沒有主張私有化），並通過“集體化”（初級社、高級社），建立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製，為中國的工業化發展道路奠定了基礎，包括征稅來源的保障、糧食供應的保障等。2008年我在中共中央黨校的課題《建設中國特色農村社會保障體係》中估計，新中國成立後到改革開放初的30年，農民在國家基礎建設和工業化建設過程中作出了巨大貢獻，僅土地和工農產品剪刀差，從價值計算，那30年的2.6萬億元，按5%的收益率，現值為11萬億元之巨。應該說，這次土地改革是有史以來較為徹底的一次。
第二次土地改革，1978年到2007年。這一段時期，是一個“去集體化”的過程，讓農民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民擁有極大的耕作積極性；與此同時，通過征地製度安排，並放開國有土地使用權交易，為城市化、工業化建設提供土地供應上的保障和財政資金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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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的土地思想與政策源流
中共早期的土地思想與政策，較多受共產國際的影響，走了一段較為曲折的道路。2007年6月1日新華出版社出版的《中蘇關係史綱》寫道：“莫斯科不顧外交受損堅決支持中共按照俄國革命的模式發動蘇維埃革命，從政治方針一直到具體政策文件的製定，從決定中共領導人到選派代表親臨上海，甚至直至蘇區，就近幫助工作和指導作戰，可以說是事無巨細，幾乎一包到底。”
1921年6月初，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先後到達上海，並與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李達、李漢俊建立了聯係。經過幾次交談，他們一致認為應盡快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1年7月23日晚上開幕。這次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綱領》，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規定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資本家私有製，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聯合共產國際。
中共“一大”，並未提及土地改革問題，《中國共產黨綱領》隻是規定“消滅資本家私有製，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這隻是一種模糊的“土地公有”理念。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指出中國革命“要和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可是，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後，必須執行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委會的一切決議。這給中國革命帶來積極和消極兩方麵的影響。
此外，大會通過的《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號召全國的工人、農民團結在共產黨的旗幟下進行鬥爭；同時提出聯合全國一切革命黨派，聯合資產階級民主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並決定邀請國民黨等革命團體舉行聯席會議，共商具體辦法。
根據馬林的建議，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杭州西湖舉行會議，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馬林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建議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起初，與會的中央執行委員不讚成馬林的建議。經過馬林的解釋和說服，並經過充分討論，會議決定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條件下，由共產黨少數負責人先加入國民黨，同時勸說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共合作政策由黨外合作到黨內合作的轉折點。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製資本”。所謂“平均地權”，就是“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征稅，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為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
這次會議上，孫中山分別任命林祖涵、彭湃、羅綺園等共產黨員為國民黨農民部部長、秘書和調查委員。當年10月以後，南方的農民運動逐漸發展起來。
到1925年4月，廣東全省已有22個縣建立了農會組織。5月1日，全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成立省農民協會，推動了廣東省農民減租鬥爭的開展。廣東的農民運動對廣東革命政權的鞏固給予了極大的幫助，成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支柱。
1925年10月，中共提出了較為明確的土地政綱“沒收大地主、軍閥、官僚、廟宇的田地交給農民”，“耕地農有”是農民“最主要的要求”。同年11月，中共發布《中國共產黨告農民書》，提出隻有“耕地農有”才能解除農民困苦，但要實現“耕地農有”，必須得讓工農“得了政權”。這種認識開啟了“耕地農有”理論向“土地國有”理論轉化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