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覽五千年的中國土地製度變革曆史，並與國外幾千年來的土地改革相比較，不難發現，中國曆朝曆代的土地製度變革多與財政等因素相關（即所謂稅源、糧食和兵源），並未將土地製度安排與保護庶民的財產權利、平民的政治（民主與共和）聯係起來；但是，國外的土地改革，多伴隨產權保障與政治等因素。
中西不同的演化道路，首先是地緣因素所致，導致中國中原地區發展單一、精耕細作小農經濟，並在體製上加強這一趨勢，難以產生工業革命和民主法治。而西方國家卻在牧業經濟和農業經濟基礎上，發展商業經濟，並促使商業專業化，並在此基礎上推動工業革命和民主法治。其次是伴隨氣候變化，中原農業群體與塞北牧業群體衝突，以及中原內部衝突等，導致朝代不斷更替，並強化了單一精耕細作小農經濟主體地位。進入近現代社會，隨著工業革命成果的擴散，國門的打開，地緣和氣候等外生變量逐步內部化，中國迅速從單一小農經濟向現代工業社會過渡。清末至民國，可謂初步的過渡期，從大混亂走向穩定，這個過程最終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完成。
在受到原蘇聯趕超戰略的影響下，政府主導進行了一係列的圍繞現代化發展的製度變革，包括土地改革。放在曆史長河中看，中國共產黨的兩輪土地改革是比較徹底的。第一次土地改革，是1946年到1956年之間，即通過打破鄉村舊有既得利益集團，建立起新的政權組織，實現“耕者有其田”，並通過“集體化”，建立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製，為中國的工業化發展道路創造了條件，包括征稅來源的保障、糧食供應的保障等。第二次土地改革，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到2007年，是一個“去集體化”的過程，讓農民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民擁有極大的耕作積極性；與此同時，通過征地製度安排，並放開國有土地使用權交易（即實行土地批租製度），為城市化、工業化建設提供土地供應上的保障和財政資金的保障。
而今看來，當初為了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三農”作出了很大的犧牲。所以，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之後，允許農地流轉，意味著此前集體所有權農地不再保持“均等化占有”，而是可以作為某種程度上的“準私產”。這有利於實現農地的規模經營，而這又是農業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是，整個國家的土地製度安排，依然存在缺憾。
結合經濟社會大背景，參考中國曆史上的土地改革，國外的土地製度安排，結合當前中國土地製度中存在的問題，本文建議未來中國的土地改革（或曰中國共產黨的第三次土地改革），應該從以下方麵入手：變革政府職能；重新界定土地權能，並明確除了界定的公共利益之外，行政權不得幹涉經濟產權；與此相應的，應改革戶籍製度，改革稅製，改革人事製度，作為新型土地製度的配套措施。
改變政績考核，以國民幸福為執政落腳點
中國曆史上特別是秦漢以來，中央政府逐步走向集權，特別是明清高度集權，進一步弱化了地方政權、固化了單一分散的小農經濟，這固然是維護統治的製度安排，但同時抑製了商業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和民主法治的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土地製度安排，更多地糾纏於人地配比、增加稅源和糧源等方麵，在土地產權製度及土地規模經營等方麵則較少有建樹。
清末以來的大變革，特別是中共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快速引進海外的技術和資本，采取模仿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發展模式，推動了經濟社會的迅猛發展。但正如前文所述，1949年以來包括現在的土地製度安排，根本考慮是適應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等方麵的需要。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執政方向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具體的衡量指標則是國內生產總值（以下簡稱GDP）。所以，在各級政府政績考核中，GDP是核心指標。
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具體需要考慮：（1）政績。以GDP為政績考核的核心，直接關係到官員的升遷。而“大投入”（包括土地和投資）顯然是獲得短期稅收和GDP數據的最好手段。（2）財政收入。盡管說，這也是政績的表現形式，但它可能與財政供養人口的關係更為密切。
從全國的情況看，GDP保持三十多年的迅猛發展，同時，工業用地麵積也大幅度上漲。目前，中國與日本的工業值相差無幾，但中國工業占地約5萬平方公裏，而日本工業用地隻有1600多平方公裏。在巴黎等發達國家城市，居住用地一般是工業用地的5~8倍。中國的工業用地和居住用地是失衡的，居住用地占比例30%，工業用地占比例超過60%。盡管有些城市居住用地比工業用地要多一些，但是超過1倍的很少。中國非常重視工業，所以工業用地非常便宜，而居住和商業用地非常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