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當今中國的《憲法》、《物權法》和《土地管理法》中也有明確的規定，即征地須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但是，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法律對於“公共利益”的解釋模糊不清，對征地目的和範圍也沒有作出明確的界定。目前，不僅公共建設用地，商業、旅遊、房地產開發等所有的經營性建設用地，基本上都是通過征地和出讓環節獲得一定年限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在東部工業化程度較高的縣市，工業用地占到全部建設用地的30％，而用地主體以民營企業為主；房地產和商業、服務業等經營性用地占到總建設用地的20％，這部分用地完全是為了贏利；市政設施和基礎設施用地，約占建設用地的50％，這部分用地具有公益性目的，但其中也有大量用地背離了公共利益特征。這樣用行政權力強行征地造成了很大的弊端：首先是難以控製自由裁量權的任意行使，對政府動用征地權沒有作出限製；其次是征地範圍的隨意擴大使農民的生存基礎可能被輕易地剝奪，對農民造成傷害。
按照前文提出的設想，農地持有者應該擁有永業權，土地使用者應擁有租業權。至於國有建設用地、住宅用地的使用權應界定為永業權，其他用地的使用權界定為租業權。那麼，今後的立法上，必須實現土地產權權能上的平等，嚴格界定征地的“公共利益目的”的範圍，除此之外，不得再征農地，政府也應無權征購或征用非公共利益土地。
當然，永業權也可以在特殊情況下被政府征購或征用。征地的唯一前提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參考其他國家和地區對公共利益的界定，我建議，對土地征收公共利益目的的認定可以參考如下標準：為了公共利益，可以征收必要的土地；允許征收土地的公共事業是嚴格限製的，必須有法律依據。後者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麵：必要的軍事設施用地；政府機關辦公用地；公立大學辦公與教學用地；公共交通用地；公共園林用地；其他由政府興辦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之事業等的用地。除此之外的，為“經營性用地”（注：“公益性用地”一旦變更用途，即予以收回。例如，政府機關遷新址，舊有辦公樓改做他用或者閑置，則予以收回，土地拍賣收益上繳國庫），隻能與農民或市民談判，在其自願的基礎上，以市價購買永業權或者租業權等。為了能保證征收權不被濫用，還應當設立一個排除性條款，即明確排除哪些事項不屬於“公共利益”的範圍，如以發展經濟和提高稅收為主要目的征收應排除在外。
推進農地流轉，實現規模經營
西漢以降的多數朝代都重農抑商、抑製土地兼並，導致單一分散的小農經濟長期難以成長。從國外的情況看，農業的現代化，必須鼓勵適度的規模經營。
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健全嚴格規範的農村土地管理製度，加強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和服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按照依法、自願、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
然而，在實踐中，由於缺乏相應的製度安排，土地流轉中問題不斷。2009年6月，國家統計局安徽調查總隊對安徽省舒城、無為和祁門縣的土地流轉進行走訪調查，發現了“七大問題”。其中有兩個是“真問題”，摘錄如下：（1）土地流轉集中連片流轉難度大，不利於規模經營和大型機械作業；（2）效益提升不明顯。目前，規模經營還是以種植業為主，從事高效種植、養殖的比例較小，經濟效益不明顯。那麼承包戶給予農戶的租金也不會很高。
之所以出現上述問題，我認為原因有以下幾方麵。（1）中央政府缺乏土地流轉的實施辦法，自2008年到2013年6月，並無與農地流轉相關的專門政策法規出台。各地政府“先行先試”，各有不同的理解，並結合當地的土地使用的需要，創造出諸如“農村宅基地換城鎮住房”等模式，緩解當地建設用地數量指標不足的難題，但因為強製推行，定價不妥，難免讓農民利益受損。（2）缺乏配套措施，比如農村社保製度的欠缺等，農民將土地流轉（按：“流轉”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政策詞語，規避了“買賣”之說）出去，有生存及養老等後顧之憂。（3）農業被當作傳統的低利潤或無利可圖的弱勢產業，沒有從產業重整的角度入手予以培育。
所以，下一階段的土地“流轉”，一方麵，建議參考台灣馬英九的土地改革（“小地主大佃農”）的做法，以經濟手段鼓勵農民實現規模經營：以獎勵的方式鼓勵老年農民把零碎土地長期租出，一次發給10年或20年的租金，可以利用孳息來維生；土地租給有誌從事農業的年輕人，讓耕作麵積擴大，才能夠引進高效率的現代化經營。
另一方麵，應當采用產業重整的思路，改造傳統農業。我總稱這種新思路為“iPad模式”：即建立某種平台，整合其他產業，實現多贏。iPad最大的特點就是一個平台，可以集成筆記本電腦的功能（可以收發郵件、瀏覽新聞）、手機的功能、電子閱讀器的功能、遊戲機的功能、隨身聽的功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