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上述介紹，我們可以梳理出以下幾個要點：首先，大學職能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後有的職能並不取代先有的職能，而是與先有的職能並列而存，其中，人才培養職能始終如一地貫穿於大學發展的整個過程，隻要大學存在，人才培養的職能就不會消失。其次，隨著大學職能的增加，學者們在闡述後有的大學職能的必要性時，總是竭力探索它與先有職能之間的內在聯係，並將其統一在人才培養上。相比較而言，人們對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之間的內在聯係的探索更深入一些，闡述得更明確一些，把握得也更好一些，這應該是規律使然，而非個人喜好所致。第三，社會服務職能進入大學職能體係之後，明顯加劇了各職能之間的矛盾衝突，其因與社會服務過於鮮明的功利性有關。但大學的社會服務職能是社會發展對大學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學自身發展的需要。人們可以對它有可能帶來的弊端保持高度警惕，但任何人都沒有能力取消它，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在理論上深入探究三種職能之間的內在聯係，在實踐中調和三者之間的矛盾衝突，使之處於相對平衡、互動狀態。
不過，從目前的情況看，要實現大學三種職能之間的有機結合，難度委實不小。一方麵大學在社會服務中所得到的回報，對大學自身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以至於出現被科爾稱之為的“多元巨型大學”。這種大學的職能遠非教學、科研、服務所能概括，而是一個更為複雜的網絡係統。“多元巨型大學”包括生產性職能、消費性職能、公民職能等三個大的方麵，每一個方麵的職能又包括許多具體內容，傳統意義上的教學、科研、服務職能隻是“多元巨型大學”中生產性職能的組成部分。不僅如此，大學職能還是一個動態係統，“社會在變化，高等教育的職能也在變化，大學像其他所有社會機構一樣，總是靠改革而得以生存下去，而且變革總是始於腳下。”(Kerr,Clark.TheGreatTransformationinHigherEducation.Albany,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1.p.58.)顯然，科爾關於大學職能的分析，是把大學當作社會組成部分之一而展開的。從這個角度看，大學對社會就具有從屬性、依附性。大學當然也其獨立性，否則它無法存在，但它的獨立性是相當有限的。在“多元巨型大學”中，大學的人才培養職能失落了它的中心地位，科學研究職能的地位不斷上升，而社會服務的職能則大大拓展其範圍，甚至無法確定其邊界。這究竟是大學發展的必然趨勢，還是某種片麵發展的結果，很難用一兩句話來回答。既然社會對大學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改變了大學職能結構，那麼，我們就不能不思考：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在未來的發展中，大學該如何看待自己、要求自己、發展自己？
二
大學確實需要反思。大學的反思可以從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展開。縱向維度的反思，目的是把握大學自身的發展規律；橫向維度的反思，目的是弄清大學發展中的外部規律與內部規律之間的關係。大學隻有明確自己已經走過的路，以及自己所走的這條路與別的路之間的聯係和區別，才能走好未來的路。從大學的曆史發展看，社會服務是大學無法推卸的職責，也是大學自身獲得發展的動力源之一。但是，大學究竟應該本著什麼樣的精神去服務、通過什麼方式去服務以及大學服務社會的終極目的是什麼，等等，則是不能不弄清楚的問題。從中國大學的現狀看，精神衰微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也引起了學術界的深切關注。如果說大學是憑著它獨特的精神才一步步走到社會中心、成為人類社會的動力站的話，那麼，精神衰微了的大學會不會在某一天突然喪失動力功能、失去應有的中心地位，恐怕就不是“杞人憂天”的擔心。因此，重振和提升大學精神是事關大學命運的大事。
從廣義角度看，精神是指與物質相對應的人的內心世界，包括人的思維、意識、情感及其他心理活動；從狹義角度看，精神是指處於人的意識深處、在人的各種活動中占主導地位的東西。我們所說的大學精神，既是指大學辦學的動力，大學發展就是在大學精神引導下的追求及其結果；也是指大學人在教書、治學、做人方麵的支柱，是大學人所以這樣做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見，大學精神無論對大學、大學人都是極為重要的，正如馬克斯·韋伯的一個著名比喻所揭示的“觀念的作用如同扳道工，有助於確定利益所推動的活動的路線”(伯頓·R·克拉克著，王承緒、徐輝等譯：《高等教育係統》，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頁。)。因此，把大學精神當作大學發展的燈塔是一個恰當的比喻，而且還能形象地顯示出大學精神衰微的危險性：當大學這艘正在不斷變大的船，在全球化、市場化的汪洋中隨波逐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之際，引導大學這艘船前行的燈塔之光卻開始變得黯淡了。人們不願看到大學之舟觸礁，立誌要拂去燈塔上的“灰塵”，為大學這艘巨輪激流勇進指明方向。但要拂去燈塔上的“灰塵”，首先需要弄清楚沾在燈塔上的是什麼樣的“灰塵”，以便有針對性地選擇拂拭“灰塵”的工具和方法。從人們的切身感受和學術界的討論情況看，大學精神衰微的表現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是辦學思想的功利化傾向。應該說，即使是大學隻有人才培養一項職能，它也是為社會培養人才，因而也是有功利性的。不僅如此，人類的一切實踐活動都是為自身的生存與發展而展開的，因而也都具有功利性，因此，籠統地反對功利毫無意義，甚至有害。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要不要功利，而在於首先弄清功利的內容。一般說來，功利有物質功利與精神功利、經濟功利與社會功利、小功利與大功利之分。大學是人才培養的搖籃，社會先進文化的中心，人類精神的殿堂，這就要求大學應當把大我的、社會的、精神的功利放在首要位置，而不是相反。但事實情況是，大學正走向它的反麵。從學校層麵看，不少人正熱衷於把大學辦成“服務站”，並且以獲利為目的。大學理應服務社會，但如果這種服務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獲得物質利益，那麼，這個“服務站”就與“收費站”沒有多少區別了。大學從後勤服務社會化改革開始，直到專業設置、校內分配製度改革、教學與科研業績評價，乃至師生關係的處理，等等，人們越來越多地搬用市場規則。教育的經濟功能在一段時間成為熱門話題，甚至還有教育產業化的鼓噪，這說明人們對大學的認識發生了嬗變。市場經濟確能激發人的活力，但它用以激發人活力的東西，就其本質而言是物質利益，是對人的物欲的刺激，而不是精神的激勵。因此，大學按市場化規則運作的方麵越多，程度越高，離精神追求就越遠。大學存在著的違規收費、權學交易、為設點而到處走後門、把專業設置同學校創收直接聯係起來、把科研經費作為科研業績評價的重要依據等，都說明大學在遠離甚至背離著大學精神。更為嚴重的是，人們對此不僅樂此不疲，而且認為理所當然。於是，精神追求被視為迂腐，象牙塔變得凋敝不堪，理性精神被功利的感性滋潤得滿麵紅光、笑容可掬，也就不足為怪了。大學在近年來發生的種種變化表明，從精神追求到物質享受轉變是件很輕鬆的事，否則大學怎麼就變得那麼快？應當看到，大學精神衰微絕不隻是影響大學自身的發展，而且會影響整個社會對精神追求的信心和決心。筆者以為，大學可以讓“象牙塔”和“服務站”、“烏托邦”和“世俗國”並存，但必須讓前者引導後者，以避免大學被徹底庸俗化。
其次是培養目標的職業化傾向。大學所培養的人終究是要走上社會的，而社會總是把人分門別類地安置到某個崗位上，個人即使有一百個不願意，也隻能是從這個崗位到那個崗位，不可能完全脫離生產崗位。如果你沒有任何崗位，社會就把你稱為“待業者”、“失業者”、“下崗者”，甚至是“無業遊民”。因此，一技之長是一個人為社會所用的基本條件，也是大學按專業培養人才的依據之一。近年來，隨著就業崗位的有限和就業人數的不斷增大，政府部門又把就業率作為評價大學辦學質量的重要依據，並且定期向社會公布，這樣做無疑會強化大學培養目標的職業化。就業率與大學辦學質量之間具有相關性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經過大學多年培養的畢業生就不了業，對大學教育來講就是一個不能不反思的問題。大學即使可以找出一百個理由來為自己開脫，但是，當想到畢業生的家長節衣縮食供孩子上完大學，如大旱之望雲霓似的盼望孩子能為家庭分憂的表情時，沒有人可以對大學生就業率低的狀況漠然處之。大學畢竟是一個人接受學校教育的最後階段，走出大學校門就不再學生，也不可能在大學當一輩子學生。但從大學的特性和職能看，大學的自我反思應當是全麵而深刻的，它既要考慮大學生職業能力的形成和發展，更要考慮大學生作為一個完整的人所應有的需要與追求，以及今日所學對他整個人生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大學生不僅需要有對現實的適應能力，更要有走向未來的自主發展能力。這種麵向未來的自主發展能力在知識經濟時代顯得尤為重要，而我們大學教育的職業化定位恰恰忽略了人的身心協調發展，忽略了人的能力成長過程同時也包含著他的生命發展過程的特點，忽略了人在學習中積累著知識的同時也積蓄著生理能量，忽略了生理能量的及時排遣與保持心理健康之間的必然聯係。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越是強調專業教育，越是重視職業能力的提高，就越會使我們的教育成為一種片麵發展的教育。當然，大學教育階段確實比其他教育階段更直接地麵臨著職業能力培養與人的身心協調發展之間的矛盾，麵臨著引導學生處理好當前就業與理想追求之間關係的困難，但是，大學培養的是社會所需要的高層次人才，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力也比其他人更大一些，因此，大學生的身心協調、人格健全、人性完滿等問題，就更值得大學教育者高度重視。如果大學隻注重學生的職業能力培養，那就會成為不道德的教育，正如杜威所批評的那樣，“任何教育如果隻是為了傳授技能，這種教育就是不自由，不道德的”(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頁。)。培養目標的職業化是功利主義價值取向的具體表現之一，它偏重於強調教育在物質或經濟方麵的成功，“適應”、“技能”、“勝任”、“創業”、“生存”是其關鍵詞，而理想信念、人文精神、探究精神等往往會被忽略。這是從事大學教育的人務必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
第三是學校管理的行政化傾向。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關係在大學管理中一直是個存有爭議的問題。但從實際情況看，大學內部管理的行政化趨勢仍呈不斷增強之勢，這與政府對大學的直接管理增多有關。不過，大學與政府的關係不是筆者所要討論的問題。筆者關心的是，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加強對大學的管理，是否就意味著大學內部管理也應該是強化其行政權力、而忽視甚至無視其學術權力呢？大學是教育機構，也是學術機構，有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大學的內部管理應當尊重這些特點和規律，讓行政管理為教育工作和學術研究服務。但目前的大學內部管理卻是另外一番情形，從機構設置、幹部配置到管理模式與方法運用，都體現著行政化傾向，行政權力控製著教學過程，掌握著學術研究的命運。從書記校長到係主任，再到科長之類的幹部，都套用政府部門的做法，按行政定級別、定待遇，其嚴格程度一點不比政府部門差。就管理模式而言，政府部門常用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和以量化為主的評價方式，在大學內部管理中也被推崇。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是官本位思想的集中體現，具體表現為長官意誌決定一切。這種“一把手”說了算的情況，在當今大學的內部管理中實在太平常了，就連學科建設、專業設置、成果評定等，也大都由領導說了算，更不用說幹部任用、先進評比、獎金分配、經費安排之類的事了。這種管理模式的長期存在，造成的結果是下級和群眾唯官是從的心理定勢，隻要有更高一級的領導說出了自己的意見，下一級的領導就照辦。這樣一來，領導的權威是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但下一級管理幹部應有的責任也被剝奪了。一般管理幹部看起來很忙，但從某個角度看是相當輕鬆的，因為按領導的意思辦就可以不負責任，而該有的待遇一點不會少，年終考核時，可能還會評為優秀。而那些敢於表達自己意見的人，特別是那些敢於反對領導意見的人，他們的提拔、評優就成問題，有的甚至還招致訓斥。事實證明，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隻培養人的順從心理，不培養幹部的管理能力，這是大學行政化管理體製最大的弊端。大學是長久發展的事業，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著做”而不是“照著做”，需要一代又代人在前人的基礎上去作進一步的探索和超越。而現在的管理體製著力培養的是管理幹部的傳達能力，而不是開拓能力，當他們走到更高一級的領導崗位時又怎麼能推動發展呢？大學管理的獨特標誌是“新思想是從下麵湧出來的”(阿什比著，滕大春等譯：《科技發達時代的大學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頁。)，幹部的管理能力也是在行使權力和承擔責任的過程中形成的，因此，對大學內部管理行政化所潛伏著的種種危害，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必須保持高度警惕。量化評價在大學辦學過程中也應用得相當廣泛：大學的辦學水平以學位點的多少來衡量，教師的教學效果通過學生打分來評價，學校和教師的科研水平通過論文、論著、項目的數量多少來決定，就連學生的綜合素質也量化為分數以顯示其高低。不可否認，量化評價在大學辦學評價中有其獨特作用，它能讓人清楚地看到學校辦學的某種狀態。但大學辦學是個複雜的係統，僅用量化方法是不可能對大學辦學作出科學評價的。量化評價因為能清楚地顯示某種結果而受到人們的青睞，但這種結果往往會把人們引導到重數量輕質量、重物質輕精神的道路上去。更嚴重的是，量化評價也可能是弄虛作假的誘因。有不少大學為了提高就業率，甚至逼著學生造假，學生如果不能按時提供就業證明，學校就不發給畢業證書，學生沒有辦法，隻好提供假的就業證明。據報載，某校有兩位學市場營銷專業的男生，向學校提供的卻是在一家幼兒園就業的證明。(《中國青年報》，2006年7月21日。)此外，當前大學普遍存在著的學風浮躁、學術泡沫等，和盛行的量化評價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