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審美文化作為大學文化和審美文化的結合體，形成於大學的育人實踐中，體現著大學人的價值追求，大學審美文化實踐屬於價值活動範疇。作為一種價值活動，大學審美文化的價值內涵具體表現為人文性。在本章中我們將著重探討以下幾個問題：為什麼說大學審美文化的價值是一種人文價值？大學審美文化的人文價值是內在的還是派生的？如果說大學審美文化的人文價值是它本身所固有的，那麼導致它失落、被遮蔽的原因是什麼？我們試圖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明確大學審美文化人文價值的內涵，進而為重建大學審美文化的人文價值奠定基礎。
2.1大學審美文化人文價值的內在根據
事物的內在根據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譬如一顆種子，隻要遇有適宜的條件就會發芽、生長。這種在適宜條件下發芽、生長的特性就是種子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它是使種子成為種子的內在根據。當我們把人文價值作為大學審美文化本身所固有的特性時，緊隨而來的問題是：依據是什麼？對此，筆者想通過對人文價值的內涵和大學審美文化的內部結構這樣兩個方麵的分析來回答。
2.1.1價值內涵的理解
從人的需要、人的實踐方式和價值三者之間的關係看，人的需要的多樣性和滿足需要的實踐的多樣性，決定著價值內涵的豐富性，人文價值隻是價值中的一種。在“人文價值”這個特定名稱中，“價值”是中心詞，“人文”對價值作了限定，體現著價值的特定內涵。從人文價值的語言結構看，全麵理解“人文價值”的內涵，需要在思維上經曆一個由分到合的過程。在這裏，我們首先來簡要談談對“價值”內涵的理解問題。
價值源於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係。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往往用“好”、“有用”、“有意義”等說法來對客觀存在的事物進行價值評判，所謂有價值也就是“好”、“有用”、“有意義”。這種說法通俗易懂，但如果不加細辨就容易產生誤解，好像價值隻是指向客觀存在的事物，與主體無關，其實不然。所謂“好”、“有用”、“有意義”是主體認為客體對自己具有這樣的特性，脫離了主體的客體無所謂有價值或無價值。同理，脫離了客體，“好”、“有用”、“有意義”的評價就無由產生。因此，價值不是單指主體或客體的某一方麵，它總是產生於主體與客體的相互關係中，這就是“價值基於關係”結論的由來。沒有關係無法作出價值判斷；關係不同，價值判斷的具體內容也會有所區別。在這裏，我們以“好”、“有用”、“有意義”三個詞的應用情況為例作個說明。在“好”、“有用”、“有意義”三者當中，“好”的應用範圍最廣，廣到可以取代“有用”和“有意義”的地步，但事實上它們是有區別的。“好”大多應用於人的道德行為評價，“有用”一般應用於物質、經濟的評價，“有意義”一般應用於比較抽象的精神的評價。比如，“這是個好人”，“這個茶杯很有用”，“這場辯論很有意義”，就分別屬於道德、物質、精神方麵的評價。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對象不同，價值判斷的具體內容也會發生相應變化。但無論什麼樣的對象客體（具體的也好，抽象也好；道德的也好，經濟的也好），隻要人們對它作出評價，那麼，這種評價必然基於主體與它之間所建立起來的關係，沒有主客體之間的特定關係就無法作出評價。正如李德順先生所指出的，“價值”總離不開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係，“是特指主客體關係的一種內容，這種內容就是，客體是否滿足主體的需要，是否同主體相一致，為主體服務”(李德順：《新價值論》，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頁。)。
基於關係是我們理解價值的基礎，它強調價值隻能產生於主體與客體的統一中。值得注意的是，價值所要求的主客體統一，是以主體的尺度為尺度的主客體統一。在價值關係中，價值主體和價值客體雖然都是缺一不可的，但它們所處的地位並不完全相同，其中，主體處在更主動、更具有主導性的地位。麵對同樣的客體，不同的主體可以作出不同的評價。橫亙在田野上的高速公路，以跑運輸為業的人說它好，因為它為自己多拉快跑、節省成本提供了條件；而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可能會說它不好，因為這條高速公路占去了大片土地，並以龐大的高高在上的身軀擋住了陽光而使農作物的生長受影響。同一個人，當我們作出“這是個好人”或“這是個有用的人”的評價時，依據的也是這個人對主體所具有的意義。這些例子都說明價值“是以主體尺度為尺度的主客體統一”(李德順：《新價值論》，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頁。)。任何客觀現象隻有當它為主體服務、滿足主體需要時，價值才會生成。
價值以主體需要的滿足為依據，主體需要的層次決定著價值結構的層次。關於人的需要層次，美國當代著名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觀點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國際影響。馬斯洛認為，人的需要由五個層次構成，由低到高依次排列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與人的需要層次相對應，價值也呈現出由低到高的“金字塔”結構，構成這個“金字塔”結構的是物質價值、精神價值和自由發展價值。物質價值，主要滿足人的生理、生產需要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交往需要，它處在金字塔的底層，是一個相當龐大的係統，奠定著人追求生存與發展的直接物質基礎，由於它的存在，整個價值係統的“金字塔”才顯得紮實而穩固。精神價值，以滿足人的精神需要為中心。有了物質價值，又有精神價值，那麼，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應該如何處理它們之間的關係？正確認識和處理兩者之間的關係，需要我們注意以下幾點：首先應當看到精神價值對物質價值的依賴性，精神價值不能脫離物質價值而存在。人不能沒有精神，否則就不成其為人；但有精神的人首先必須活著，才能使精神生長起來，傳承下去。可見，物質價值是精神價值存在與實現的基礎和前提。其次要看到精神價值對物質價值的豐富和提升具有引導作用。物質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有精神的人需要它，人如果僅僅有需要但意識不到這種需要（像動物那樣），就不會去創造物質價值。人如果隻是一味地攫取自然資源，自然資源終有一天會枯竭，物質價值終究會喪失殆盡；同時，物質價值如果失去了精神價值的引導，那麼它就隻能永遠停留在低層次上，隻能保持其原初形態，就像穿的永遠是草鞋、住的永遠是草棚一樣。第三要看到，無論是物質價值還是精神價值，都是人的生存與發展不可或缺的。如果說物質價值更多地關乎人的生存，那麼，精神價值則側重於人的發展。發展離不開既有的物質基礎，更離不開未來的理想目標。發展的這一特性，把精神價值推到了價值“金字塔”結構的中間地位，讓它一頭聯係著現實生存的物質價值，一頭聯係著走向未來的理想目標。而這個理想目標就是人的自由發展價值，它以滿足人追求自身完善、實現物質與精神的不斷豐富與和諧統一的需要為宗旨，處在“金字塔”的頂端，指導著人們的物質價值與精神價值活動，同時也為物質價值與精神價值的和諧統一提供根本依據。應當看到，不能把物質價值與精神價值的和諧統一簡單地理解為兩者的並存。和諧統一固然需要兩者並存，但並存不等於和諧統一。和諧統一隻有在物質價值與精神價值相互依存的基礎上，經過相互展開、相互趨向、相互轉化、相互影響的過程才能實現，否則不可能達到和諧統一，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發展。因此，要把握人的自由發展價值的真義，必須把我們的認識建立在基於物質與精神、感性與理性的和諧統一上。
從上述分析看，理解價值內涵，應當牢牢把握“關係”、“主體”、“需要”這三個關鍵詞。其次要注意的是，價值的核心是人的需要的滿足，而人的需要是不斷變化的，這種變化來源於實踐的不斷推進。需要推動著實踐，而實踐又催生出了新的需要，如此循環不已，使人的需要處在不斷的變化中，人的價值觀念也處在不斷的變化中。在考察大學審美文化的價值時，我們應當樹立發展的價值觀，而不是靜止的價值觀。第三要注意的是，大學審美文化的價值是精神方麵的“有意義”，而不是物質方麵的“有用”。大學審美文化不是拿來“用”的，而是陶冶人、啟示人，促進人的精神成長、境界升華，也就是說，大學審美文化所擁有的是人文價值。
2.1.2人文涵義的闡述
要理解人文價值，首先需要弄清楚人文的含義。
什麼是人文？但凡談論人文主義、人文精神、人文學科、人文科學之類問題的人，總以提出這樣的問題為開端。由於探究角度的不同，對什麼是人文的回答也有不同。張豈之先生認為，“人文”一詞不是個外來語，而是中國土生土長的詞，最早見於中國古籍(張豈之：《中華人文精神》，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頁。)。受張先生觀點的啟發，我們從中國古籍入手，看看“人文”這個詞是什麼時候提出來的，它的本義是什麼。
在中國，“人文”一詞最早出現在《周易》中，其中的《賁卦·彖辭》是這樣說的：“《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段話的文字雖然簡潔，但內容十分豐富。首先，它揭示了“天文”與“人文”的區別。“天文”是指自然現象和規律，以剛柔交錯為基本特征；“人文”是指社會方麵的現象和規律，以“文明以止”為主要內容。其次，它把“人文”的主要內容概括為“文明以止”。其中的“文明”是指社會發展中形成的道德、倫理、風俗、典章、製度等，相當於古代所講的“禮”，今天所講的“製度文化”。“文明以止”就是用社會道德、倫理規範、典章製度約束人、規範人，使每個人的行為表現都符合社會規範。由此看來，“人文”的本質意義應該是“教化”。第三，它揭示了“人文”的目的：“化成天下”。所謂“化成天下”，就是通過教化使全天下的人都成為符合社會規範的人。在寥寥數語中，古人就把自己對人文的特點、內容和目的的理解表達得清清楚楚。不僅如此，它給我們帶來的啟示也是深刻而豐富的。
啟示之一：人文的要義是教化。無論是“文明以止”的人文內容，還是“化成天下”的人文目的，都集中地體現著教化，這與今人從與“科學”對舉的意義上理解“人文”明顯不同。基於此，筆者讚同尤西林先生提出的觀點，“人文”一詞的主詞是“文”而不是“人”，他指出：“古代中國‘人文’的本義乃是以天道信仰為背景的禮儀教化，其重心所在並非‘人’，而是禮儀之‘文’。”(尤西林：《人文科學導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頁。)由這一結論出發，我們自然會想到教化的實施問題。教化的實施首先要有內容，沒有具體的內容教化就會落空。那麼，教化的內容是什麼呢？聯係當時的背景看，教化的內容是“六藝”。古代中國的“六藝”有兩種說法，一指《詩》、《書》、《禮》、《樂》、《周易》、《春秋》，一指孔子所授的“六藝”：禮、樂、射、禦、書、數（其中，禮、樂、射、禦四藝又被稱為“大藝”）。這當中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禮”。無論是哪一種“六藝”，“禮”都在其中，孔子則把它列在首位。而所謂的“禮”，在古人看來就是“文”。王夫之在《周易外傳》中解釋“賁”的時候就有“禮者文也”的結論。中國古代確定以“禮”為中心的教化內容，與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聯係在一起。在他們看來，教化的目的是培養向善的人性、君子人格，而且還要做到“化民成俗”(《禮記·學記》。)，人人都能自覺守禮、行禮。為著理解人文的教化之義，我們不妨看看西方的“七藝”。西方的“七藝”是古希臘羅馬時期對七種自由藝術的簡稱，這七種自由藝術是指文法、修辭學、辯證法、算術、幾何學、天文、音樂，其中，文法、修辭學、辯證法在“七藝”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故又稱“三藝”。從上述介紹看，古代中國和西方對人文教育的內容都作了明確的規定。今人把中國古代的“六藝”和西方古代的“七藝”當作人文學科來認識，一方麵是著眼於它們的內容特點，另一方麵也因為它們在當時已經成為相對獨立的知識體係。隻有具備相對獨立的知識體係，才能實施係統教育。隨著人類認識的發展，學科分類也越來越細，現今人們所說的人文學科與中國古代的“六藝”、西方古代的“七藝”已有區別，它主要包括語言學、文學、藝術學、曆史學、哲學、倫理學、宗教學、教育學、心理學、考古學等。可見，人文學科是個內容十分廣泛的領域。
啟示之二：理解“人文”要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進行。中國和西方對“人文”含義的理解和界定並不完全一致，這與提出“人文”一詞時的社會背景不同有關。中國明確提出“人文”一詞時是在公元前，迄今已有三千多年，是一個用來區別於自然現象和規律的概念。而在西方，人文主義作為教育學意義上的專用名詞，直到1808年才由德國教育家F·J·尼特哈麥在一次關於古代經典在中等教育中的地位的辯論中提出。(阿倫·布洛克著,董樂山譯：《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5頁。)這裏，概念提出時間上的遲早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是，西方語境中的人文主義給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並不教育學意義上的人文主義，而是14－17世紀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這個意義的人文主義強調關心人、尊重人，一切以人為中心，肯定個人的自由、價值和尊嚴，追求個性解放，以此反對宗教神學對人的束縛，反對禁欲主義。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是以“人”為中心而非以“文”為中心的，是思想範疇內的概念，與中國古代的“人文”概念屬於不同範疇。除此之外，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西方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由於從反對禁欲主義角度倡導人性解放，故對人欲的合理性給予了特別的強調，甚至有“矯枉過正”之嫌。意大利人文主義者曼內蒂認為，人來到這個世界決不是為了經受苦難，而是為了快樂，追求快樂是人的天性。③④張椿年：《從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義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95，97頁。)意大利的另一位人文主義者布魯尼針對禁欲主義者宣揚財富的本質是罪惡的觀點指出，財富不僅是幸福的力量，而且是道德的基礎，沒有財產，道德是無力的，哲學是經不起風雨的。③洛斯基甚至認為，人生的目的就是為了發財，財富是一切事業的動力，人對金錢的渴望是自然給予的，是必要的，有益的，不應該受到譴責。他還指出，財富是國家昌盛的基礎，人類發揚道德的前提，貧困才是社會混亂的根源。④由此可見，西方文藝複興時期人文主義者所倡導的人文與古代中國從倫理道德角度所闡述的人文，在內容和思想傾向上都有明顯差別。應該說，這種差別對我們今天全麵理解人文的含義是有重要啟示意義的，我們應當在充分注意兩者之間存在差別的基礎上，吸收西方人文主義的思想精髓，使它和中國傳統的人文在思想意義上形成互補。
啟示之三：認識事物必須注意方法的科學性。古人在談人文時，突出運用的是比較法。中國古人就是在“人文”與“天文”的比較來中談“人文”的。由於有了比較，人文的內涵、特征和作用等就得到了充分凸顯，也更容易為人理解。西方文藝複興的先驅者們則把“人文主義”作為“神本主義”的對立麵，從而使“人文主義”成為批判、顛覆“神本主義”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今天，比較仍然是認識、分析“人文”問題的極其有效的方法，隻不過用來比較的對象已不再是“天文”、“神”，而是科學或科技。說到“人文”與“科學”的比較問題，筆者覺得有必要展開來說一說，因為當代人生存與發展中的許多重大問題，都與認識和處理“人文”與“科學”的關係相聯。
2.1.3對“人文”與“科學”之關係的認識
科學這個概念有廣義與狹義的區分。從廣義角度看，科學是指反映自然、社會、思維等的客觀規律的分科的知識體係，涵蓋麵非常廣闊，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等在內。但是，當人們把“人文”與“科學”比照起來說時，“科學”是指自然科學，伽達默爾就這樣說過：“在英語用語中，唯有各門自然科學才叫‘science’（科學）。”(轉引自譚偉平：《大學人文教育與人文課程》，2005年4月,第21頁。)人文和科學各有自己的研究對象和方法。關於“人文”與“科學”的區別，張楚廷先生從對象、視角、方法、形式、目的、追求、風格等七個方麵作了全麵的分析。(張楚廷：《課程與教學哲學》，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214頁。)筆者認為，造成“人文”與“科學”不同的根本原因是它們各自研究對象的不同，人文以“人”為主要對象，科學以“物”為主要對象。由於學術研究是主體與對象相互作用的過程，主體分析對象，對象也會規定主體。人文以“人”為研究對象，人的身與心、感性與理性、情感與理智相統一的要求，以及人在與“物”的比較中所顯現出來的心靈世界、精神追求、個性表現等特點，不僅規定了研究的內容，而且也要求研究方法的選擇和運用應當與人的特性一致，體驗、直覺、描述等方法就比較適合應用於對人的特性研究。“人文”與“科學”因研究對象不同而生發出其他方麵的不同，要求研究者切勿把“人”當作“物”來研究。人們一旦忽視了這一點，像研究“物”那樣來研究人，那麼，人文就會被科學所吞噬，消失得無影無蹤。筆者強調“人文”與“科學”的區別，用意就在於提醒自己和他人，無論在觀念還是在方法上，都要把人當作人來研究，否則，我們將無法揭示人文的獨特意義和價值。
但是，確立人文的獨特性並非要給人文劃出一個封閉的圈子，為人文構築一個完全排它的堅固堡壘。人的全麵和諧發展要求，現代科學發展的綜合化趨勢，人類生存與發展中麵臨的危機，都不允許我們像過去那樣把科學與人文割裂開來，孤立起來，甚至用一方排斥另一方。基於這一要求，人文研究應當在把握“人文”與“科學”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有不同之處的基礎上，注意兩者之間的內在聯係，以及它們在作用於人和社會發展過程中所擁有的共同目標。對於人文與科學之間的內在聯係，龔育之先生以馬克思主義為例所作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他指出：“馬克思主義講世界觀、方法論，這是解決認識問題，屬於科學精神；馬克思主義還講世界觀、人生觀，這是解決價值問題，屬於人文精神。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曆史觀、人生觀，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統一。”因此，我們“不應該把人文精神同科學精神對立起來”。(龔育之：《科學與人文:從分隔走向交融》，《自然辯證法研究》,2004年第1期。)從事學術研究的人都知道，人文研究一旦涉及“是什麼”的問題時，就必然要聯係到科學；而科學研究一旦涉及價值問題，必然聯係著人文。在深入到科學與人文的內裏進行研究時，每個研究者都不難發現它們之間難舍難分的關係。這種關係為我們促進兩者之間的融合提供了內在根據。
從人文與科學對人、對人類實踐所能起的作用看，促進兩者之間經過相互作用而達到融全，有著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對此，不少有識之士早就看到了這一點，他們針對人為造成的人文與科學的分裂狀況，提出融合兩者的主張，蔡元培就是這一主張最積極的倡導者之一。他以自己在北京大學的辦學經曆，談了實現文理融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就文理兩科與其他諸科的關係而言，“文、理兩科，是農、工、醫、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如果將它們分開，研究者隻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必將影響應用學科的研究；就文理兩科本身而言，它們之間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是不能分科的”。蔡先生舉例說：“文科的哲學，必植根於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地理學的人文方麵，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麵屬理科。曆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於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於理科。”(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東方雜誌》，第31卷第1號,1934年1月1日出版。)蔡元培先生早年力求實現的文理相通的思想，已為現代科技發展的趨勢證明是正確的，不斷增多的交叉學科（特別是人文與自然科學交叉而形成的學科，比如生態美學、環境哲學、生命教育學、曆史地理學等）的出現也為此提供了力證。近年來，綜合性大學紛紛把交叉學科作為本校學科發展的重點，在本科教育階段的前期實行綜合培養等，都說明當代大學人已經開始自覺把握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相互滲透、綜合發展的趨勢，蔡元培先生當年努力倡導和踐行的，正在被今人接著做。
因此，我們應當樂觀地看待“科學”與“人文”相互融合的前景。這種樂觀不僅因為現代科學發展已經明顯地增強了融合趨勢，正如馬克思早年所預言的：“自然科學往後將包括關於人的科學，正如關於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馬克思：《1848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頁。)而且也因為人類已經認識到了科學與人文分裂給自身帶來的深重危害和消除兩者相互隔絕的必要性。這種認識是促進科學與人文在人類持續發展、人性自由發展方麵達到融合的前提和基礎。在這裏，反思科學排斥人文並導致兩者分裂的狀況，對消除、避免科學與人文的再度分裂是極有意義的。
科學是在理性高度張揚後迅速發展起來的，因此，人們在反思科學的過程中，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對理性的反思上。理性是個具有多重涵義的概念，有相對於感性的理性，也有相對於信仰的理性，還有相對於直覺的理性等。在古希臘，理性有“規律”、“思想”、“言詞”等含義，並且一向受人重視。柏拉圖把理性當作人的本質，他以三個著名的比喻（太陽比喻、線繩比喻、洞穴比喻）來說明人就是靠著理性的牽引才從黑暗走向光明、從無知走向有知的；人的非理性，包括激情、欲望等，應當服從並協助理性，人的許多美德，比如勇敢、節製等，就是激情服從理性、欲望服從理性的結果。亞裏士多德把理性放在人格組成結構中來分析，認為人身上有三種靈魂：植物性的營養靈魂、動物性的感覺靈魂和理性靈魂，隻有理性靈魂才是人所獨有的，它處在人格結構的最高處，是人格的引力中心。因此，人的最高級、最愉快、最幸福的生活就是理性生活。在經曆過中世紀宗教信仰壓抑理性的“黑暗時代”之後，文藝複興的先驅者高揚“人文主義”大旗，以此顛覆宗教的神本宗旨。而人文主義的內核便是人的理性，文藝複興的領袖們把理性當作人之本，認為理性具有囊括一切對象（包括上帝）的能力。經過他們的努力，上帝就由人崇拜的對象轉化為認識的對象，成為外在於人而不是主宰人的存在，從而實現了把人從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願望。到了啟蒙運動時期，人們對理性的推崇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理性被認為是人追求真理最可靠的向導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在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中，理性是人存在的根據，也是人類認識世界、建構知識的“阿基米得點”。到了黑格爾，理性不再是人的專利，而是世界的本質。整個宇宙，包括自然、精神與曆史都是一種有秩序的運動，而這種秩序便是遵循理性的結果，他指出：“理性是世界的靈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構成世界的內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說，理性是世界的共性”，“宇宙的實體。”(黑格爾：《小邏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80頁。)在黑格爾看來，沒有理性，整個世界都將陷入混亂，而在一個極度混亂的世界中，人是無法成為人的。
以上所說的還是哲學上對理性的張揚。事實上，理性不隻是哲學上的一個名詞，也不隻是束之高閣的哲學思想，而是改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強大工具。作為一種工具，理性是怎樣發揮其改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作用的呢？概括地說，是通過自然科學的研究來實現的。
自然運行最有規律，研究自然的科學當然也最需要理性，因為理性具有注重客觀規律，擅長用概念、判斷、推理的方式認識、揭示規律的特點。在自然科學研究中，理性的特點具體表現為以下兩點：一是在態度上把主體和客體分開，讓客體始終處於被動地位，任由主體擺布。主體與客體之間形成的是非倫理性、非情感性關係。二是在方法上采用分析法，即根據主體的意願對客體進行分割、剖析。分析的目的本來是為了更深入地認識對象的結構，但由於分析可以無限製地持續下去，所以人們往往被部分所吸引，並且產生使部分獨立出來的衝動，以便作進一步的分析。而這樣一來，原先所麵對的對象就成了一個非整體性的存在，久而久之，獨立出來的部分也就難以在人的意念上回到整體，從而造成整體與部分的分離。正如錢穆先生在分析西方文化的外傾性特點時所指出的那樣：“科學探究自然。自然無限，則科學所探究者亦無限。……向外追尋，其路途亦無窮。無論其所到達如何遠，必將永遠如在中途”，而且，“追尋愈遠，其回向人生，亦將愈感疏闊，愈成隔閡。”(錢穆：《人生十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5頁。)從這裏的分析看，主體與客體的對立，整體與部分的分離，並不是客觀事物本身的特性，而是人們推崇理性的結果。
有目共睹的事實是，自然科學研究的觀念與方法對工業革命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它幫助人類創造了巨大財富，並且改變著人類的生存方式，也部分地實現了人類預設的理想目標。人最相信事實，理性支配下的科技所創造的輝煌成就，足以讓人們相信，隻有通過科技才能推動人類實踐、促進社會發展、提高生活水平；隻有通過科技才能改變生產方式、創造人間奇跡、解決人類的一切問題。這種觀念表明人們對科技已經產生崇拜甚至迷信的心理。至此，科學排斥人文就由原先在學理上排斥人文因素，變成了在思想觀念上排斥人文精神，進而造成了科學與人文的對立與分裂。其實，無論是自然還是社會，都是一個由多種因素構成的整體，當人們片麵強調、張揚其中的某個方麵時，必然導致畸形發展，進而引發危機。由理性支配著的科技在發展中所引發的人類危機，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麵：以資源銳減、生態失調、環境汙染等為主要內容的生態危機，以恐怖活動、局部戰爭、貧富分化、倫理失範、人際冷漠等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危機，以人欲膨脹、追求享樂、感性與理性分裂等為主要內容的人性危機。危機帶來恐懼，分裂帶來痛苦，於是人類便在恐懼和痛苦中開始反思：顯示人類偉大創造力的科學技術，為什麼會在給人類帶來巨大文明成果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深重的危機和人性的分裂？基於科技本身的不完善性甚至有害性，人類是否應該埋葬科技？顯然，埋葬科技是行不通的，而且完全沒有必要。問題的關鍵不在科技身上，而在人身上。由於人對自身缺乏的全麵認識（把自己“首先”是個物質的存在當成了“隻是”個物質存在，讓人的精神為人的物質服務而不是引導，結果把自己列入一般動物行列而渾然不知），對科技缺乏倫理關注（隻關注科技在創造物質財富中的作用，忽視它對人的精神所產生的負麵影響），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能力（自以為掌握了客觀規律就可以主宰整個自然，忘乎所以地隻知攫取），結果有目的的追求變成了反目的的行為，遵循規律的實踐變成違背規律的盲幹。相比之下，倒是沒有自我意識和目的的大自然，其運行總是有規律、合目的的。好在人類還有不少自醒者在，他們不斷地對人類提出忠告：“科學沒有良心就意味著靈魂的毀滅”(保羅·庫爾茲編,肖峰等譯：《21世紀的人道主義》，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要求人們“關心人的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鬥的主要目標，關心怎樣組織人的勞動和產品分配這樣一些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用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造福於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愛因斯坦：《要使科學造福於人類,而不要成為禍害》，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從上文關於科學與人文的對立、分裂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中可以看出，人類的持續發展和人性的自由發展，離不開科學與人文的協調並行。在這個協調並行的過程中，科學是一種動力，而人文則應該成為科學動力的向導。
2.1.4人文的特征分析
筆者以為，人文具有個體性、倫理性、理想性、超越性、自由性等特征。
1.個體性
人文以促進人的發展為目的，必然要關注人的個體性。這裏所說的個體性，是指每個人具體存在的特性，它包含著這樣幾層意思：一是獨特，這種獨特性既有生理上的身高、體重、力量等的表現，也有心理上的興趣、情感、意誌、性格以及思維、體驗等方麵的表現。個體的獨特性強調此人與他人的區別，也強調個性與共性的區別。人文對人的關注，首先是對具有獨特性的人的關注，而不是在抽象意義上關注人的共性。二是有生命，個體的存在首先是而且始終是生命的存在，離開了生命的存在，個體的一切都會失去前提和真實的承擔者。但要注意的是，人的生命不是單一的，而是一個由多種因素構成的整體，正如葉瀾先生所指出的，人的生命是“多層次、多方麵的整合體；生命有多方麵的需要：生理的、心理的、社會的、物質的、精神的、行為的、認知的、價值的、信仰的。任何一種活動，人都是以一個完整的生命體的方式參與和投入，而不隻是局部的、孤立的、某一方麵的參與和投入。”(葉瀾主編：《“新基礎教育”探索性報告集》，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83頁。)我們強調個體的生命性，把人的生命作為個體存在的前提條件，是對理性主義長期忽視個體生命存在的一個重要糾正。我們認為，人文關懷要關心人，首先就應該珍惜、嗬護、欣賞、完善、敬畏、尊重每一個體的生命，沒有生命的存在就沒有人的存在。但這還不是人文關懷的全部。真正的人文關懷，除了尊重人的生命之外，還應當充分尊重任何一個個體生命的整體性。就目前的情況看，強調這一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發現，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容易產生矯枉過正的傾向，針對理性主義對人的感性的忽視，人們在強調人文關懷時，總是過多、過分地強調對個體的自然生命、世俗生活、生理欲望的肯定，這樣來理解人文關懷其實是片麵的。人文關懷固然要關心個體的自然生命、世俗生活、生理欲望等，但不能走到理性主義的對立麵作極端的強調，人文關懷應該是全麵的、整體的，其中，對人的社會道德、精神追求、價值觀念等的關心，應該成為人文關懷的重要內容。在感性化趨勢不斷增強的情況下，這一點更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在我們看來，人文的個體性所凸現的，是每一個體的整體生命。
2.倫理性
任何個體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自生自滅的。任何一個人都有一個非常具體的來源，那就是他或她都“生”於父母，是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的結合，孕育於母腹，受哺於母乳而成長起來的，就連試管嬰兒，也是源於父母。離開了母胎之後，人在他的一生中，總要與他人建立密切的生命共在關係。但他人是他人，自己是自己，他人與自己總會產生這樣或那樣的矛盾衝突，這就需要每個人都具有處理各種關係的能力。人在社會生活中處理各種關係的能力顯然並非天生，而是需要教化，通過教化，引導人去關心他人、關心社會、關心世界。而這便是人文的作用。當然，人文的倫理性並不隻要求人關心社會，同時也要求人關心人性完滿、人生幸福。總之，一個人隻有通過人文教化，才能提高道德修養；隻有提高道德修養，才能與他人進行文明交往，尊重他人，維護共同利益，自願與他人一起共建人類家園，才能去創造幸福、擁有幸福。一個人如果隻有自我，甚至忘了自己從何而來，或者隻知索取，甚至不惜損人利己，這樣的人必將損害人際關係而不再擁有幸福。人文要把每一個人教化成有愛心的人，顯然任重道遠，但又義不容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