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教育和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的倡導和實踐，其特點是針對專業教育或科學教育的片麵性、促進人走向全麵發展目標。通識教育就其內容而言，與專業教育或科學教育相對，故而又稱人文教育（目前討論中常見的人文教育、通識教育、博雅教育、自由教育等，其宗旨與含義基本相同）；就其思想而言，它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為了促進人的全麵和諧發展，而不是某種能力的片麵發展。可以說，通識教育在指導思想上並不排斥專業教育或科學教育，而是致力於提升專業教育或科學教育的意義與價值，使之成為促進人全麵和諧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由此可見，通識教育鮮明地體現著全人教育、個性教育思想。對通識教育的特點，張汝倫教授作過這樣的分析：“通才教育或通識教育就其目的而言，乃是廣義的人文教育。……教育如以人的全麵發展為目的，則必然以人文教育為基礎與核心；如以市場需要或功利目的為轉移，則人文教育必然萎縮乃至名存實亡，因為人文教育更多的是培養人的人格修養，陶冶人的道德情操，提升人的格調趣味，明了人生的意義和目的。它基本上不給予受教育者謀生的技能，也不與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直接掛鉤。”(張汝倫：《我國人文教育的現狀及出路》，《文彙報》,2006年8月7日。)在這裏，張先生把通識教育同人文教育直接聯係起來，在“人的全麵發展為目的”和“市場需要或功利目的”的對比中展開分析。這一認識方法對我們是極有啟示意義的。事實上，危害人的全麵發展、危害社會和諧持續發展的是功利主義的盛行，而不是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具有兩麵性，因而不能直接成為人文的對立麵。目前，人文、人文知識、人文學科、人文教育、人文精神、人文修養、人文關懷等概念，不僅在教育界廣泛使用，在整個學術界應用得也很頻繁。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不談文化不足以顯示其水平，90年代後期以來不談網絡不足以顯示其時髦的話，那麼，新世紀以來不談人文就不足以顯示一個學者應有的認識水平。在關於“人文”問題的討論中，人們提出過很多啟人心智的高見，其中，認識自己、終極關懷、人的價值與尊嚴、人的生存與發展、精神成人、人格完善、人性自由等等是關鍵詞，從中也可看出“人文”是個內涵十分豐富的概念。在“人文”的多重含義中，“認識自己”是起點，也是中心內容。杜維明先生在界定“人文學”時指出：“人文學humanities，顧名思義，是有關人的學科。……是一門對人的自我了解、自我認識、自我定義最貼切、最直接的一種學問。”(杜維明：《人文學和高等教育》，《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3年第4期。)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審美文化顯現了它獨特的意義。對此，我們可以從審美與理性、非理性、生產、現實生活等的比較中去認識。
相對於理性主義對人的感性控製而言，審美是人的感性解放。感性是審美活動的起點，審美就是從人的感性出發並伴隨著感性活動而開展的。讓人傾聽生命的律動、體驗生命的珍貴、促進生命的健康成長、創造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是審美的本質所在。審美的這一本質使它最充分地肯定著人的感性的合法性、合理性、合情性，與人的天性最相吻合。相對於非理性主義的情感宣泄而言，審美不止於宣泄，而是在宣泄的同時注重感性的豐富與情感的升華。單純的情感宣泄往往給人帶來更大的情緒狂亂等不良後果，審美情感則由於經過對象化與形式化的過程而成為升華了的情感。(杜衛：《美育論》，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頁。)所謂情感的對象化與形式化，就是通過創造性的審美活動把人自身的情感轉化為具有某種形式的、使人可以直接觀照的對象。這樣，人就不僅在情感中體驗，也能跳出情感之外進行反思，並隨著反思的不斷展開與深入，在情感中自然而然地融入社會、曆史、理性等因素，從而使情感變得更豐富、更主動、更積極，同時也更富有人生的啟迪和激勵意義。相對於生產活動對人的片麵要求而言，審美促進著人的全麵發展。現代化生產的特點是高度的專業化、程序化、標準化，人一旦進入生產活動就被固定在某個崗位上，重複著令人厭倦的簡單動作，久而久之，生產崗位所需要的動作技能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但人的其他方麵，特別是感性方麵則長期處於壓抑狀態。或許問題的嚴重性並不在這裏（為了生存，為了增加社會財富，人們還是要遵從現代化生產規律，還要進一步發展現代化生產），而在於工業化生產模式對大學教育的專業劃分、課程設置、教學方法、管理模式等產生的直接影響，以至於使大學成了準“工業部門”。這種情況意味著對人的片麵要求，不僅僅表現在生產過程中，而且表現在大學教育過程中。如果把一個人的生活經曆分為就業前與就業後兩個階段的話，那麼，這兩個階段對人的要求都是片麵的。為改變大學教育的片麵性，人們作過種種探索，但收效甚微。筆者以為，改變這種狀況需要改革大學體製，需要改革人才培養模式。一些大學在本科一二年級實行綜合培養，就是為改變這種狀況所作的積極努力。但是，光有這些改革是遠遠不夠的，關鍵還是要有教育觀念上的變革。基於此，筆者把推動大學審美實踐作為改變這種狀況的有效途徑。因為審美從激發人的情感開始，一方麵通過情感激發來促使人的感知、想象、理解等心理因素的活躍和四肢、聲音、眼睛等的運動，使主體的心理與生理得以協調；另一方麵讓主體與對象在審美活動中展開相互感受、相互包容、相互作用的過程，從中培養人的社會意識，激發人的理想追求，使人的個性與社會性、現實性與理想性得以結合。相對於人的現實生存而言，審美具有引人超越的作用。在審美活動中，主體和對象總是朝著對方的方向展開，經過相互作用而達到融合，在這種融合狀態中，人超越了自我，獲得了新的人生體驗。體驗越深刻，人生境界就會越寬廣、越崇高。可以說，審美活動一旦發生，主體的投入必將引導人去超越現世人生，追求理想生存與自由發展。
大學審美文化通過人才培養實現人文價值的主要特點是審美育人。審美育人中的審美是廣義上的審美，並不隻是限於藝術。審美育人以主體確立審美態度為先導，以審美關係的建立為前提，以審美活動為基礎。凡是具有審美屬性的客觀對象，都能在審美關係中轉化為審美對象，成為審美活動的構成要素。因此，審美育人的關鍵在於把審美思想和原則廣泛地滲透到大學生活的各個方麵，特別是滲透到教學活動中。通過審美滲透，使大學的各項活動都能體現出對人本身的關心，對精神升華、意義探尋和理想追求的引導，對人性完滿和自由發展的促進。如果大學的各項活動都能這樣做，不僅審美的真義能得到完整的體現，人文價值也能得到完滿實現。
在審美育人的實踐過程中，還有一些問題應當予以重視。首先在觀念上，要確立以關注人的感性生命為起點、以感性與理性的協調發展為目標的現代審美觀念，並把個體審美能力的發展為重點，因為審美能力“實質上是使個體的情感在感性與理性、個體與社會的有機聯係中得以實現和提升的能力”(杜衛：《美育論》，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頁。)，沒有審美能力的發展不可能有人的全麵發展。其次是在方法上，要注重滲透、體驗與對話，通過滲透激活對象身上的審美因素，使其轉化為審美對象；同時營造獨特的審美氛圍，在潛移默化中陶冶人。通過體驗與對話，引導人擴大交往範圍，加深溝通程度，建構人與對象世界之間的和諧關係，拓展人生境界。第三，注意提高教育者的審美修養和人生境界，這是審美育人的關鍵所在。教育者的審美修養和人生境界不高，自己都是一個工具人、經濟人、知識人，而且沒有使自己成為一個審美人的願望，又怎麼可能主動把審美思想和原則滲透到由他所組織的教育教學活動中呢？然而，提高教育者的審美修養是個難題，大學教育者普遍缺乏提高審美修養的意識，學校則缺乏這方麵的機製和措施。因此，通過審美育人實現人文價值仍是一項任重道遠的使命，任何一個有正確教育思想的教育工作者、審美理論研究者，都還需要作不懈的努力，這種努力除了自身的實踐外，更重要的是注重大學教育思想的更新和大學教育製度改革的推動。
2.2.2引領社會
大學引領社會由大學本身的特性所決定。從教育機構看，大學是社會中層次最高的教育機構；從人才培養看，大學承擔著高層次人才培養的使命；從知識角度看，大學不僅傳授知識，而且創造知識，是知識的發源地之一；從知識分子看，大學擁有數量最多、層次最高的群體。從精神角度看，大學最具批判精神、創造精神、人文精神，向來被譽為人類的精神殿堂。世界上恐怕沒有哪一個機構能夠像大學那樣擁有那麼多美好的讚詞和那麼高的期望。因此，發揮大學在社會發展中的引領作用，對大學自身來講是實現價值的途徑，對社會來講是促進發展的必然要求。在這一點上，國際社會所達成的共識是十分廣泛的。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的報告指出：“大學對整個社會發展負責任”(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的報告：《教育——財富蘊藏其中》，教育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頁。)；《麵向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宣言：觀念與行動》的第一條中，把“促進社會的整體發展與進步”作為大學的使命明確提了出來。大學對社會的引領是多方麵的，目前最為人們關注的是經濟方麵。英國政府對大學提出的兩個基本要求是“發揮引擎作用，推動知識經濟；輸送高技能的勞動力，讓50%的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側重點明顯是在經濟方麵。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校長拉裏·R·福克納教授根據奧斯汀大學的辦學經驗，比較全麵地描述了大學對社會的引領作用，重點也在經濟方麵：“大學像磁石一樣，能吸引有才能的年輕人，把他們積聚起來，形成有活力、創造力的社區；大學能夠培養、開發年輕人的智力和技能，使他們貢獻家庭，服務社會；大學能夠招聘和保有大量有才華的教師，他們不僅為大學工作，也能為社區提供服務和幫助；大學還能增強地區的吸引力，增強地區文化氛圍，使地區成為更加適合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大學還能積聚各行各業的力量和人才，幫助社區解決目前和未來的問題，促進地區的繁榮與發展；大學是強大而穩定的經濟發動機，為社區帶來就業機會、創造收入。”(中外大學校長論壇網站.www.naea.edu.cn。)其實，大學對社會的引領更重要的應該是在精神方麵、人才方麵。對此，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先生的觀點是令人深思的：“大學不能自外於人群，但卻不能隨外界政治風向或社會風尚而盲轉、亂轉。大學應該是風向的定針，有所守，有所執著，以燭照社會之方向。”(金耀基：《大學之理念》，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5頁。)在筆者看來，金先生所說的“有所守，有所執著”，“燭照社會之方向”，就是大學的人文精神，正如他後來在某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指出的，科學的重要性絕對不能忽視，但是我們更不能忽視人文的作用。應該說，大學在人文精神方麵對社會的引領具有更深遠的曆史意義，也是目前情況下更重大的曆史使命。筆者要談的就是這一意義上的引領作用，即通過大學審美文化，使人文價值在全社會產生更普遍的認同和更自覺的追求。在這裏，筆者想著重分析以下兩個問題：一是大學審美文化在引領社會方麵的對應麵，即大學審美文化直接引領的是社會的哪一方麵；二是大學審美文化引領社會的途徑和方式。
確立大學審美文化在引領社會方麵的對應麵，應當以大學審美文化的本質特性為依據。大學審美文化的內核是審美性。審美的意義再怎麼大，也隻是人類實踐方式之一而不是全部，因而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對社會的引領也不可能是全麵的引領。根據這樣的思考，我們把大學審美文化對社會的引領，確定在社會審美文化方麵。大學審美文化是通過對社會審美文化的引領，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而當我們麵對整個社會審美文化時，就不能不考慮大眾文化與審美文化之間的關係。就目前的情況而言，不了解大眾文化就無法全麵認識審美文化，許多審美文化研究專著，都把大眾文化作為審美文化研究的重要背景和內容。鑒於此，我們先來談談大眾文化研究的有關情況。
周憲先生把大眾文化作為促使審美文化興起的重要因素。在《中國當代審美文化》一書中，周先生在分析中國社會與文化分化狀況時指出，中國當代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複雜互動關係，“導致了文化自身的分化，形成了主導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三分天下”，“當代中國審美文化領域的巨大的深刻的變化，實際上正是這三種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妥協的產物”。(周憲：《中國當代審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頁。)在周先生看來，審美文化之所以在20世紀90年代特別受人關注，原因之一是主導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三者之間的妥協引起了審美文化領域的深刻變化。而導致三種文化之間妥協的原因，又與大眾文化的不斷膨脹、不斷擴張有關。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眾文化已經開始成為中國當代文化中最具規模和活力的部分，無論在市場化的程度，還是流通的範圍，或是受眾的人數，以及對大眾的吸引力和娛樂性等方麵，大眾文化都遠遠地超過了其他文化”(周憲：《中國當代審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頁。)，以至於其他文化不得不讓出自己的地盤給大眾文化。在大眾文化的強勢擴張下，主導文化為了保持它對公眾的影響力，不得不和大眾文化進行某種程度的合作，從而進一步增強大眾文化的氣勢；精英文化則在大眾文化的擠壓下進一步邊緣化。審美文化就是在大眾文化的擴張中興盛起來的。
聶振斌先生把大眾文化限定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意義的範圍內，認為它是由“文化工業製造的文化，主要指由電視、廣播、廣告、流行刊物等大眾傳播媒介傳播的文化”(聶振賦等：《藝術化生存——中西審美文化比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8頁。)。這個意義上的大眾文化自身存在著不少先天性缺陷：它用以傳播的大眾傳媒，由於傳播方式的單向性而從根本上取消了審美活動所需要的“大眾交流”，同時也破壞了作者和觀眾之間的交流（因為在單向傳播模式中，聽眾或觀眾隻能處於被動的和孤立的接受狀態，很難與作者或演員進行“對話”式交流），內容脫離大眾的日常生活（很少或根本不展示人們如何工作的鏡頭），通過廣告培養了物質需求越來越高、文化素質越來越低的消費大軍，用虛擬的圖景剝奪人們的真實經驗，把藝術和審美變成一種包裝，等等。(聶振賦等：《藝術化生存——中西審美文化比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413頁。)顯然，這樣的大眾文化並不是審美文化，而是反審美的文化。但它仍然是審美文化興盛的動因，因為“事物走到極端，就會向反麵轉化。非審美文化和反審美文化的繁衍必然會反激出一種真正的審美文化。也就是說，審美文化是從公司國家的垃圾堆中自然地和自動地萌芽的，是公司人精神的貧困化和非理性等反激出來的。”(聶振賦等：《藝術化生存——中西審美文化比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1頁。)由此可見，聶先生和周先生對大眾文化的態度和分析角度有明顯的差異：周先生在大文化的背景中開展分析，對大眾文化的態度顯得比較寬容和大度；聶先生則基於美學的立場進行剖析，以持守和捍衛審美性的態度對待大眾文化。但他們都從審美文化和大眾文化之間的關係角度展開分析，並且揭示了兩者之間的聯係。
陶東風先生對大眾文化的認識角度又有不同。他認為：“審美文化是最富有時代感受性的文化樣式，其內容與形式也是最具時代特點的。”(陶東風：《社會轉型時期的審美文化研究》，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2頁。)這裏所說的時代特點就是大眾文化的興起。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考慮到90年代中國大眾文化的興起，考慮到後現代語境中雅、俗文化之界線的模糊以致消解，就不難理解‘審美文化’研究的興起，乃至‘審美文化’概念的流行本身，都意在強調審美與藝術活動的‘非審美’方麵（即它與日常生活緊密聯係），意在打破審美與非審美的界限，而不是進一步加固這種界限。也就是說，90年代大眾文化為代表的新興文化類型，使學術界強烈地感覺到原先的‘文學藝術’概念以及與此相關的藝術理論（受康德的影響，80年代以來中國文藝學界、美學界強調的一直是文學藝術的自律性、自主性）明顯地陷入解釋的困局。這正是審美文化概念與審美文化研究興起的重要原因。”(陶東風：《社會轉型時期的審美文化研究》，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不難看出，陶先生是從時代變化角度來談審美文化與大眾文化的關係的，審美與大眾日常生活的緊密結合是審美文化的重要特征，由於這種結合，審美文化很難有自己明確的界限，而是與大眾文化混合在一起，這樣，“‘審美文化’指涉的對象就是大眾文化”(陶東風：《社會轉型時期的審美文化研究》，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
從上述介紹看，人們對當代中國審美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關係雖有不同的考察視角和分析理路，但都肯定了大眾文化在審美文化概念的流行、審美文化研究的興起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文化現實看，沒有大眾文化的興盛，就沒有審美文化概念的流行和審美文化研究的興盛。這當然隻是一種事實性結論，而非本源性結論，因為大眾文化本身的興盛原因，我們並沒有作出分析。如果說審美文化的興起是大眾文化引起的話，那麼，我們所說的大學審美文化對社會審美文化的引領，實際上就應該是對大眾文化的引領。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大眾文化是否需要引領？對這個問題的分析，筆者認為應當有“應然”觀念的介入，因為大眾文化的產生是“必然”的，對它的“實然”狀態的分析如果缺少“應然”的燭照，將很難展開並作出科學判斷。
“大眾文化”是個來自西方語境中的概念，它產生於19世紀中葉。當時，“大眾文化”（massculture）作為高等文化（highculture）的對立麵，是資產階級文化精英對下層粗俗文化的貶稱。這種狀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直到20世紀50年代，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雷蒙·威廉斯在1958年出版的《文化與社會》一書中提出用“popularculture”代替“massculture”後，情況才發生變化，大眾文化被當作“形形色色無所不有，包括郵購、目錄、汽車和其他耐用消費品設計、衣著和食品風尚、足球賽、音像製品、聖誕節，如此等等”，而且還“具有顛覆甚至顛倒既有霸權秩序的能力”。(轉引自扈海鸝：《解讀大眾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頁。)法蘭克福學派側重於從生產和影響方式角度分析大眾文化，認為大眾文化是通過文化工業製造、借助於大眾傳播媒介而流行於大眾中的通俗文化，並把它當作資本主義的毒瘤加以批判。總之，來自西方語境中的“大眾文化”，與留在我們印象中的為大眾喜聞樂見的、有利於人民大眾身心健康的大眾文化，並不是同一概念。
大眾文化在中國的20世紀90年代得以勃興並非無緣無故，其因可以簡要地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一，世俗欲望的訴求是大眾文化興起的人性基礎。世俗欲望是人作為自然存在的合理要求，也是衝破宗教禁欲主義的動力。大眾文化之所以能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迅速崛起，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比其他文化更能滿足人的世俗需求，更能讓人充分感受到自己的自然存在。
第二，城市的發展為大眾文化提供了生長空間。和農村相比，城市為適應工業化的需要而吸納了眾多來自各地的人，從而造就了大眾。城市人口密集，但人與人之間大多是“相逢不相識”的陌生人，這就大大降低了道德約束力和情感凝聚力。這種狀況一方麵使人際關係變得冷漠，另一方麵也有助於人的獨立性的形成，每一個個體都是作為自由的個體存在於城市中的。城市往往是某一區域的文化中心，現代化程度較高，市民的接觸麵廣，文化程度也比較高，這一切都為大眾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第三，電子媒介為大眾文化插上了翅膀。大眾文化是以電子媒介為手段的文化，電子媒介在大眾文化中不僅起著“助產婆”的作用（催生了大眾文化），而且還起著“整容師”的作用（規範、調整著大眾文化）。(夏之放等：《當代中西審美文化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頁。)借助於電子媒介,大眾文化強化了娛樂性，能撫慰大眾的心靈，但對人的精神追求產生了消解作用。
第四，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大眾文化生長和發展的沃土。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僅增加了財富，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水平，而且還把文化活動強行納入經濟活動的遊戲規則中，把文化產品轉化為商品，把文化接受轉化商品消費，直至使生產者把利益擺在首位，使消費者把欲望滿足擺在首位，從而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念。人的價值觀念的改變反過來又提高了大眾文化對市場的貢獻率，促進大眾文化更快發展，以至於逼得主導文化、精英文化不得不對它妥協，作出讓步，甚至走向合作。
大眾文化產生與發展的原因也內在地規定著它的特征，這就是娛樂性、視像化、商品性、複製性。
娛樂性是大眾文化功能方麵的特征。大眾文化迎合了被機械勞動弄得疲憊不堪的人的需求，讓他們通過娛樂放鬆自己，獲得輕鬆與快樂。同時也迎合了在生活上富裕起來的人尋找快樂的需要。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往往被生存壓力壓得無法去尋求快樂，所有心思和力量都用到了如何擺脫貧困上。而生活富裕的人則不同，他們有找樂的本性，也有找樂的條件，大眾文化適逢其時地產生，滿足了他們的需要。從人們需要的滿足中，大眾文化以為自己走對了路子，反過來又進一步強化它的娛樂性，但同時也有讓人沉溺於其中，對人的意誌、精神產生消解作用。
視像化是大眾文化形式方麵的特征。大眾文化以視聽畫麵為主，易於為最廣大的人群接受；圖像的不斷變化容易給人帶來刺激，使人樂於接受；視像化給人帶來了一個虛擬的空間，這個空間雖然五彩繽紛，但它造成的卻是對公眾感覺、心理和文化上的相對剝奪(夏之放等：《當代中西審美文化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頁。)，即過度的刺激造成人的整體感覺的麻木、休眠、失效和心理上的麻木不仁，導致情感深度的降低和左腦的畸形發展，使人隻願接受、隻習慣於以視像為主要特征的大眾文化，排斥異質文化，久而久之，人就不知不覺地被造就成消費主義者和欲望之人。另外，視像的直觀性往往容易讓人產生真實感，當人們相信圖像是真實的，或者基於對科技的迷戀而相信不久的將來，圖像所展示的一切都會成為真實的現實時（植物瞬間長成，美白、隆胸片刻完成，高樓、坦途轉眼即成等），“假作真時真亦假”的狀況就不可避免，人的期望也會被提升到無以複加、難以滿足的地步，直至成為隻有欲望的“動物人”。
商品性是大眾文化目的方麵的特征。大眾文化以商品利潤為目的，阿多諾用“文化工業”來指稱大眾文化就說明了這一點。基於商品利潤的目的，大眾文化總是不斷變換手法來刺激大眾的欲望，以形成文化市場，又通過刺激消費來促進生產。
複製性是大眾文化生產方麵的特征。大眾文化采用批量生產、流水線作業的方式，來擴大生產規模，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商品利潤。大眾文化的複製性，不僅是指複製在膠片、磁帶、激光唱盤上的批量生產的產品，而且風格、類型、模式、藝術語言也被複製出來，日複一日地為人們提供大同小異的文化產品，如同快餐，價廉而暢銷，從而使人的感覺變得麻木，意義變得簡單重複。
我們並不否認大眾文化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積極意義。在筆者看來，大眾文化的積極意義可以概括為這樣幾點：第一，它的娛樂性中包含著對人的感性需要合理性的肯定，並為人的情感宣泄開辟了一條通道，劃出了一塊輕鬆消遣的天地。而情感的宣泄有助於平衡心理，有助於讓人學會關心與尊重。第二，它在通俗化方麵所取得的成功，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大眾，為精英文化、高雅藝術走向大眾提供了借鑒。主導文化已在這方麵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春晚”成了中國大眾的精神大餐，公益廣告、賑災義演也收到了良好成效。在大眾越來越習慣於坐在電視機前、越來越充分地利用網吧的情況下，不借助於大眾文化，主導文化、精英文化很難發揮它們應有的作用。大眾文化在平民意識的培養、主客互動的促進等方麵為人們提供了範例。第三，大眾文化采用高科技手段進行生產的方式及其產生的效果，為審美形式的不斷創新帶來了啟示。科技可以改變人類的生存方式，也能改變人類的審美方式，拓展審美空間。
但是更值我們關注的是大眾文化的消極影響。這種消極影響之所以“更值得關注”，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大眾文化體現著當代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它的消極意義也會隨著這種生活方式的普遍化、習慣化而在人們的價值觀念體係中紮根，長久支配人們的行為。二是大眾文化的消極影響是根本性的而不是派生性的，大眾文化以文化工業、大眾傳媒為基礎，以消費為目的，這使它必然指向人的欲望滿足，而不是精神升華。當人們一心隻想著欲望滿足時，對精神追求就會麻木不仁，直至忘得一幹二淨；當人們忘了人之為人的精神時，如果還稱他為人的話，那也隻能是“動物人”。這樣的人，用人所擁有的知識與能力從事動物性的生活活動，產生的危害將更大。有人認為，根據時代的發展和大眾文化的積極意義，我們應當走出精英心態、寬容對待大眾文化。這話說得不錯，社會發展進入到信息化時代，人們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生活。但是，寬容大眾文化應當是在明了它對人類精神造成危害的前提下的寬容，否則，我們就有理由對“寬容什麼”提出質疑；走出精英心態也要在弄清楚精英心態的內涵和目的的前提下走出，否則我們就有理由對“走向何處”表示懷疑。如果要把大眾文化帶來的危害歸結到一點的話，那麼，這一點就是它對人文精神的排斥和消解。這種排斥和消解，實質上是對人之為人的本質的排斥和消解。這就使得人們不得不思考大眾文化背景下的人究竟應該如何生存與發展的大問題，進而把人文精神的消解當作“可為痛哭”、“可為流涕”、“可為長太息”的大事。人文精神被消解、糟蹋、淩辱、摧殘、橫掃並非始於大眾文化興起的今日，塗又光先生認為是中國近百年來都存在著的現象(塗又光：《論人文精神》，《中國哲學史》,1997年第1期。)，因而不能單獨地把它歸咎於大眾文化的興盛。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大眾文化顯然加劇了這一現象，加重了人性危機。大學校園裏的庸俗化現象、大學辦學中的功利化追求、大學教育者為名利而弄虛作假的行為，特別是大學生遊戲人生的態度等等，都足以說明人文精神被消解的嚴重危害。我們決不能因為長期存在的人文精神被消解的現象，就對大眾文化更全麵、更徹底地消解人文精神的危害采取漠不關心、任其發展的態度。
大眾文化的產生與發展是必然的，但必然並不等於應然。大眾文化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的有益性和對人的精神的危害性，都源於大眾文化自身。由於大眾文化在當代人的生活中已經變得不可或缺，所以消除它對人類精神的危害，就顯得特別必要和重要。由於大眾文化本身很難自主、自覺地形成人文精神的機製，所以就特別需要有某種外部力量的引領。這裏所說的引領並不僅僅是像領頭羊那樣帶著群羊往前走，對大眾文化的引領更重要的是入乎其中，激活、增強、提升它的精神屬性，就像通過輸血來增強某一對象本身的造血功能一樣，引領的目的在於使大眾文化形成人文精神的內在機製。在這方麵，大學審美文化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一方麵它和大學文化一起，可以成為整個社會先進文化的發源地和中心（有條件引領）；另一方麵它本身具有集中而鮮明的人文精神或價值（有能力引領）。
但光有這兩條還不夠，大學審美文化對大眾文化引領作用的真正發揮，還需要解決具體的引領方式問題。從大學的特性看，引領方式可以有以下幾種：一是通過人才培養來引領。這是一種最根本的引領方式。隨著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接受大學教育的人數會不斷增加，對社會的影響也會不斷增強。這種引領方式，要求大學教育必須高度重視審美教育，通過審美教育普遍提高大學生的審美修養和人文素質。當一批又一批具有較高審美修養和人文素質的大學生源源不斷走向社會時，自然就會對整個社會的文化生產和文化消費產生積極影響。其次是通過專業教育培養一批文化產品的設計者、創造者和理論研究者，到相應的文化部門從事設計、創造和研究等活動，更直接地引領大眾文化。二是通過理論研究來引領。大眾文化在豐富人們的文化生活的同時，也改變著人們的審美方式、審美觀念，從而使傳統審美理論陷入空前的窘困之境。人們迫切需要有新的理論來解釋新的審美現象，把人們帶出迷惑之境。大學擁有一批高水平的學科和一大批高水平的理論研究者，能在這方麵發揮積極作用。從目前情況看，通過理論研究引領大眾文化，特別需要理論研究具備引領使命擔當的自覺意識和潛心研究的心力，樹立超功利的態度，否則不可能進入潛心研究之境，也不可能有什麼理論成果產生。大學審美文化對大眾文化的引領方式，還有走出校門，通過組織開展審美文化活動來影響公眾；或開放校園，讓社會公眾走進大學校園感受大學獨特的人文氛圍，發揮大學對社會的輻射作用。但比較而言，人才引領、理論引領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引領方式，與大學的本質也最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