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不下去不要硬寫，到生活中去，那裏有豐富的創作源泉。”廖希鉑坐在辦公室的那一頭，突然這麼對我說。
廖希鉑的話讓我吃驚，他坐在那裏，手中捧著一杯剛沏的熱茶，慢慢在品。茶是上好的茶，是蒼條尋暗粒，紫萼落輕鱗的蒙頂茶。詩人說，揚子江中水，蒙頂山上茶。這兩樣廖希鉑此刻都有了，一起握在手掌中，人靠在椅子圈裏，怡情養性地啜著，有一種“兩腋清風生，我欲上青天”的神仙風範。
廖希鉑喝茶很講究，是韶峰嫌淡、銀毫嫌豔的講究，講究到讓人起雞皮疙瘩的地步。局裏凡是喝茶的人都有點怕他，都知道他在茶經方麵是個“殺手”。每到清明穀雨前後，廖希鉑就讓人膽戰心驚，他從什麼地方過，隔著兩丈遠，突然站住，翕了翕鼻子問人：“明前龍舞？”或者說：“麻姑？”那人或那人就心裏發虛地掩緊抽屜，下意識地點頭，然後又慌忙搖頭。廖希鉑已經走開了，臉上淡泊如末道茶湯。
據我的觀察，現實生活中，廖希鉑其實是個有原則但也很隨意的茶客，他是茶布衣而非茶君子。有時候企業到局裏來請創作室的他幫他們看看本子，街上的茶葉店裏隨便買上兩斤茶，或者區縣文化館站的人來了，帶一包當地產的茶來孝敬他，隻要是新茶，他都接著，嘴角露出一抹平靜的笑容來，是謝送茶的人，連著茶也一並不嫌棄。遇到一時沒茶了，找人討一撮，無論瓜片還是火青，隻要是綠茶，隻要幹淨，他也都能湊合著喝，從不挑剔。隻是在麵對了茶中上品時，他的挑戰性才來了。也不激烈，隻是輕輕鬆鬆的一句評價，立刻把茶主人批判得恨不得揭開茶葉筒的蓋子鑽進去，把自己和那些丟了名分的茶一起埋起來。
廖希鉑淡薄地說：“霧少雨多，龍舞張狂。”
或者他再簡練一點，說：“洞氣足，麻姑濁。”
我一上班就趴在桌子上寫我的劇本，寫了一大堆紙，都撕了，痛苦得要命。調到文化局半年了，掛了個創作員的招牌，局裏要我盡快進入角色，拿本子出來。我先熬了幾個夜，寫了兩個話劇小品，送給局裏看，局裏不滿意。我又發奮圖強，苦幹了兩個月，拿出一部電視連續劇腳本，局裏仍然不滿意。領導最後索性對我直說了。領導說，小品是小兒科。說得好聽，叫繁榮舞台藝術；說得不好聽，那叫眼藥水；說得再不好聽，那是給文藝晚會提鞋呢。至於電視劇本，鞋倒不是了，是枕頭，但那不是文化局的枕頭，換句話說，不是文化局的本行。“國家養著我們，大小給了我們一塊政府職能部門的牌子，國家要的是戲。”領導這麼說。“我們不能把自己弄賤了。”領導還說。
領導這麼說了，我隻能端正態度，把創作方向轉到戲劇上麵來。我考慮了兩天，打算創作一部新編曆史劇，用傳統鼓詞裏羅成後裔的那段故事，寫忠良遭讒害，好漢禦外侵的事。提綱拿出來了，選題開了論證會，局裏上下都覺得這個想法不錯，創作室胡主任要我盡快拿出本子。可是一連過了幾天，我的寫作陷入一種無頭緒的狀態裏，別說唱詞了，連這出戲怎麼開場我都沒能想出來。我覺得自己的狀態糟糕透了。我想我才四十歲呀，還不至於得老年癡呆症吧？
我的吃驚不在於廖希鉑手握揚子水蒙頂茶的威風，也不在於廖希鉑的布衣茶殺手身份。我不喝茶，隻喝白開水，如果碰上兜裏有了錢，我就喝可樂，一喝兩三箱，喝得臉像非洲人。廖希鉑在茶這方麵造詣成什麼樣子，也不可能對我說“無蹤無影，白水曖昧”。或者他再簡練一點，說：“配方賊，可樂詭。”他就是說我也不在乎，他能把我怎麼樣呢？
我的吃驚是廖希鉑一向不對誰的劇本創作提出任何方式的意見，而現在他卻對我提了。
我來文化局半年時間了，和他同在創作室裏做同事，平時也偶有交談，都隻限於天氣或讀報體會之類，從來不提創作上的事。他不但不提創作，他自己也不寫一個字。他每天早上準時來創作室上班，掃地，抹桌子，打開水，坐下來看報紙，研究一下棋譜，然後回家，閑雲野鶴，日子很有規律，唯獨沒見他在稿紙上寫過什麼。我來文化局的時候，領導就對我說了他的情況。當然領導也沒有明確地說，是我自己聽出來的。領導要我向老編劇們學習。“你們胡主任，她是老資格的劇作家了，她在延安時期就寫劇本，寫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好本子，她的作品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你們老黃，他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自己培養的第一代編劇家，全國戲劇家協會常務理事，在戲劇創作上是權威，經驗豐富得你能學一輩子。你們小張，別看他年輕，有時候有點驕傲，可80年代以後戲劇界的大獎，哪一項都被他拿回來過，他這種成績，再驕傲一點兒我看也沒有什麼。”我虛心地聽著，我想我該繼續虛心下去，就提醒說：“還有老廖呢，不是還有一個老廖嗎？”領導愣了一下：“老廖？對對，還有一個老廖，他是你們副主任，是個老同誌。”領導的話到此為止。
後來的事是我自己打聽出來的。
廖希鉑在創作室裏資格很老，除了胡主任，再沒有誰能超過他。他不但資格老，而且才華橫溢，年輕時寫出過不少令人拍案叫絕的好本子，被稱作武漢戲劇界的“八絕”之一。而這“八絕”中，無論是胡主任、老黃還是小張，無論他們是怎樣的老資格、權威和驕傲，都沒有進入其中，可見廖希鉑當年的才氣和名氣是雙響的，遠遠超過了他的同事。但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廖希鉑不再寫劇本了，他開始喝茶。他喝茶，並且說一些“霧少雨多，龍舞張狂”、“洞氣足，麻姑濁”之類的話，讓人認定他或是鬆懈了，或是消極了，要麼幹脆就是江郎才盡了。我到創作室後，發現室裏的人都不大和他交往，他也不大和室裏的人交往，大家對他很冷淡，他對大家很淡薄，有點像寧紅與鐵羅漢的關係，或者玳玳花和普洱的關係。我初來乍到，不說戰戰兢兢，確實是個半道出家的新手。我也不敢說把90年代以後戲劇界的大獎全拿回來這樣的大話。但既然領導把道路指明了，我也不能把自己弄賤了，也不能隻是弄弄眼藥水提鞋子之類的話，也得像模像樣弄兩個本行的枕頭出來。我想有一個好的寫作空間對我來說太重要了，不願去涉及別的人事關係，自然也淡化著，好比是殺青時的葉子，不管鍋也好，槽也好，瓶也好，總之是要有個合適我成為茶葉的環境。
我已習慣了和廖希鉑之間的那種淡泊，他今天突然對我說了那樣一番有關創作上的話，而且很慎重，當然會令我吃驚。
我放下筆，讓自己從稿紙上掙出來，空出手，把頭發弄亂。我說：“老廖你說的是老話，這話我從小就聽過了。”
廖希鉑說：“不光你聽過，大家都聽過。聽過是一回事，諳熟個中是另外一回事。我知道，你在人物上卡住了，你對人物的了解是個空白。”
我不服氣地說：“我了解他們。我讀過全本《粉妝樓》。”
廖希鉑笑了一下，有點像銀針初開的樣子：“我說的不是人物的生活背景和經曆，對那種場景和故事的了解並不困難。我說的是人物的身份感和心理活動。比如羅燦，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為什麼會那麼去做——不是他怎樣去救祁巧雲而是他為什麼會和漢奸沈謙結怨，不是他為什麼會去勾欄之地而是他眼裏的朝廷和天下為何物，不是他出身名門與匪為道的委屈而是他為什麼會流著淚水放聲大笑。我說的是這個。”
我感到有點沮喪。廖希鉑說得對。這個老家夥一針見血。我的確不了解。我的問題正出在這裏。好比我是拿著礦泉水衝龍井。我想這樣的水多好啊。我不知道礦泉水太潔淨了，它沒法對付龍井這樣的茶葉。我想讓人們有一次絕上的品茗機會，但那顯然是不可能的。
“那你說我該怎麼辦呢？我反正是黔驢技窮了。”我把頭發弄得更亂說。
“熟悉生活，”廖希鉑幹脆地說，“隻有生活才能給你提供創作的源泉。”
“怎麼熟悉？我不可能回到唐朝去，我就是想回去也回去不了。”我說。
“生活是相對的，任何生活都有借鑒性，都是觸類旁通的，朝代隻是時空概念。”廖希鉑說，“你到市井中去走一走，去茶館裏喝喝茶，去裏弄尋尋古舊，”他笑了笑，“甚至你去追追小巷裏的小妞，那都會給你帶來無窮的創作契機。”
我對他的建議很感興趣，尤其是最後那一條。但是另外一個問題是：“去哪兒呢？”
廖希鉑從他的椅圈中站起來，走到茶幾旁，旋開杯蓋，注滿水，把暖瓶放回原處，回到位子上去。“後城街。”他說。
我啞然一樂。
我不是武漢人，但我知道後城街，那是個賣石頭和小土產的花鳥市場。
硬著頭皮又寫了一周，終於沒寫下去，我開始考慮廖希鉑的話了。
我先問了小張。小張拿疑慮的目光看我，很警覺地問我打聽後城街的事幹什麼。我老實告訴了他前因後果。小張吃了一驚，說，老廖要出山收徒了？我問這和出山收徒有什麼關係。小張不說，隻是有些口氣酸酸地說，老廖說的沒錯，去後城街看看，你他媽會受益無窮的。
小張的話和廖希鉑一樣，沒頭沒腦的，讓人懷疑。這反而使我下定決心去後城街看一看。
我對武漢的情況可以說相當不熟，有時候我得向外地人打聽從武昌去漢陽應該坐哪一路公共汽車，或者彭劉楊路在什麼地方，起義門在什麼地方，我總是被這種缺乏主人翁精神的狀態弄得很沒趣。在去後城街前，為了心中有數，我去武漢市圖書館，找了一些有關後城街的文史資料翻閱了一下。
以下就是後城街的資料：
清同治三年，漢陽知府鍾謙鈞知縣修築半圓形城堡，從橋口至一元路，全長十一華裏，用作防洪和抵禦撚軍。光緒三十一年，張公堤修成，替代漢口老城堡，舊城堡拆除，沿城基修成漢口的第一條近代化馬路，名為後城馬路。北伐戰爭後，後城馬路改名為中山路。晚清以後，漢口商業中心逐漸從漢水沿岸和漢正街向租界附近的中山路轉移，一時建起了南洋大樓、水塔、大清銀行、漢口總商會、初開堂等高層建築，至30年代，中山大道繁華極度，惹得四海權貴富賈都往漢口中山路來，當年宋美齡曾專程到中山路，一遊其繁華盛景。
後城街，位於中山大道東段，原是老後城馬路的起點。光緒二十五年，英國強行擴展租界轄區，後城街被劃入租界內，成為銀樓和住宅一條街。這條街上當年住著的全是洋人、買辦和皇親貴族。北伐之後，洋人被趕走，換了軍閥和權貴富賈，漢口淪陷後又換了日倭和漢奸，抗戰勝利後再換了國民黨高官和另一撥支持國軍的洋人，直至1949年。
看過資料，我一下子就明白廖希鉑的意思了。後城街不是一般的地方，那裏藏龍臥虎，遺珠匿璣。往街上一走，誰也保不定撞上一位，會是什麼樣的曆史角色。或者隨便一位提籠架鳥的老頭，正是人們以為早就消失了的最後的清朝遺老；或者隨便一位當街洗刷的男人，老婆在身後嘮嘮叨叨聲都不敢吭，此人正是當年風光一時的“血花市場”老板的孫子；甚至一位受了氣的胖女人，穿了大褲衩子，手叉了腰，頭上鳥窩似的戴滿了卷發器，在巷子口唾沫橫飛地破口大罵著，她不是別人，正是當年名震江南江北的中原第一青衣雲良本人呢。
我就去了。
後城街不長，約莫一華裏路，下至江堤，上至中山大道，其間蠶吃過的桑葉似的，經緯出一些小巷子。街旁種著整齊的闊葉梧桐，梧桐都是百年以上的梧桐，年輕的也有幾十年曆史了，長得幹粗枝壯，絲毫不見頹敗。建築大多是租界時期的老建築，既有浪漫流動的英國文藝複興風格的，又有纖巧精細的德國巴洛克風格的，還有有條不紊的俄羅斯古典主義風格的，不管哪一種風格，建築一律很講究。還有一點，我不知道我的感覺對不對，它們很結實。
後城街在經濟複蘇期後，被政府開辟成花鳥一條街。這個消息我是從報紙上看來的。我最開始看到這條消息的時候，總覺得和經濟複蘇不怎麼協調，有點頹廢氣，或者說懷舊心態，是沒有被商場大潮逼急，還想留一點羞羞答答的老家當下來。現在一看，我的觀點改變了，反倒覺得這裏要不是辟成博物館，弄花弄鳥弄犬弄龜倒是挺合適。隻不過我還有進一步的提議，龜不用玻璃瓶子裝著，讓它們在梧桐樹下乘涼，想去江裏遊遊泳也行；狗不用皮帶拴著，放開它們愛上哪兒溜達就上哪兒溜達，要跑到江堤上去對著來往的輪船叫也別攔它們；花不必養在缽子裏，直接就種在街道上，讓它們隨著大堤外吹來的江風招搖；鳥兒也別拿鳥籠來裝著，放出來，讓它們自由自在地飛，飛成大家的，不要人群中走出來一個鄉音未改的闊佬，上數兩代也許正是打鳥易米出身的，如今鳥槍換了勞斯萊斯，拍出一張現金支票來，拎回家去自己冒充回歸自然者，那就敗了風景。
走進後城街不久我就發現，後城街裏茶館很多，差不多隔幾步就有一家，這和這條街的整體風格不協調，準確地說，是和建築不一致，讓人感到什麼地方有些不對勁。
沒有頭緒，我就先進了一家茶館去喝茶。
我進的這家茶館和別的茶館不一樣，是利用老建築開的，不像別的茶館，是新建築。茶館沒有招牌，沒有茶幌，好像自信茶若好了，招牌是不必要的，這也和別的茶館不一樣。建築從外麵看，總體上保持著哥特傳統，但又注意細部上的處理，如卷渦、斷山花、斷簷、曲線、曲麵，這樣過多的裝飾與追求光影效果，則完全是巴洛克的。但一走進去，我就更有點迷惑了，我的迷惑不是建築，而是建築裏的家具。進門先是一架黃花梨木的碰頭座屏，座屏兩邊是花架，上置奇鬆異檜，影牆上懸了幾幅字畫，看得出不是複製品。繞過座屏，四架三麵透雕屏心鑲嵌的六扇折屏圍出幾間雅座來，雅座互不幹涉，圍屏同樣用的是黃花梨木，黃花梨木後，每間雅座都隻一張方桌，椅子數把。椅是花梨木官帽椅，手藝飾而不繁，幹淨利落，沉甸甸的，生了根似的臥在那裏。方桌就厲害了，束腰，仿竹節腿，霸王棖，長牙頭，勾腳，深沉穩重，古雅靜穆，顏色已黑了，竟是名貴的紫檀。這樣的家具，分明是明朝的東西，且不是仿明的贗品，它們擺放在一棟哥特和巴洛克混合風格的建築裏，組成一間中西合璧的茶室，不知是一種暗示，還是一種故意的反動。無論是哪一種，都讓人心裏怪怪的，好像進了一處暗藏玄機的地方，有些神秘的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