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三年自然災害活過來的二叔，動用過的最大一筆現金是25元。那是一九六四年他跟我父親合夥購買的一輛“白山”牌自行車。現在二叔好過多了，打了翻身仗。扛著大鞭，放著群山羊。還有輛“小三輪車”騎著趕集上會。
從某種程度上講，一個人在成長為作家前所經受的那種文化熏陶，決定了作家的未來。
二十年前我是一個農民。二十年後我成了“作家”，若不是文學，我可能還在農村土裏刨食。那是我不安分的心鼓動我寫東西。有趣的是我發表的第一篇東西不是文學作品，而是我發表在北京《農業機械》雜誌的195型柴油機的一篇小革新，題目是《195型柴油機供油時間的調整》，後來又發表了幾篇，《195型柴油機噴油咀回油改裝》等。一個農民收到首都的雜誌社寄來的大信封，大紙袋子，引起了公社黨委宣傳委員的注意。那次公社革委會在劇院裏開會，投遞員去送信報。宣傳委員發現的，就把我調到公社宣傳隊報道組去了。那種亦工亦農性質的工作，一邊體驗莊稼人勞作的辛苦，一邊端著公家的泥飯碗。我曾為賣棉難，被圍困在棉山棉海的包圍中七天七夜。那是真正的兵臨城下，整個鎮政府駐地全被雪白的棉花包圍起來了，七條通往鎮裏的公路土路全是棉花車子，排幾裏長的隊。七天七夜啊，棉站沒能力收購啦。開始怕丟棉花睡在棉車底下，後來幹脆不管它了。誰還偷棉花啊！想想我還是鎮政府的工作人員，別人的難可想而知了。鎮委書記為了維護收棉秩序抓了個典型，把他銬在公路邊的大楊樹上，鐵銬子把雙手串聯起來摟著樹示眾。
鄉鎮工作一天天不好幹了，為收提留、搞計劃生育而牽牛、扒房，往死裏得罪人。都是鄉裏鄉親，低頭不見，抬頭見，老父親批評我工作太硬。作難的時候我選擇了逃走。
鄉土在我的小說散文中是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在創作中，我總是十分盡力，不敢在哪個字哪句話上投機取巧。如果哪裏做的不好，那是我的天分不夠，與我對文學的敬畏之心，對寫作的虔誠無關。
我的人生旅途，一大半在農村，一少半在城市。這既奠定了生活的底色，也決定了創作的基調。城市有鄉下人的夢想，鄉下有城市人的爹娘！人在城市與鄉村之間行走，心在城市與鄉村之間飄蕩。一個城市裏生活的農民，一個農村走來的“城市人”。
那是1985年的全國鄉鎮文化站人員轉幹考試。考語文、數學、政治、文藝理論、文藝實踐五門。那是真正的閉卷考試。全市167名文化站人員都是考生，也都是監考人員。那次考試，把我從一個國家農民考成了國家幹部。
考試分數我是聊城市第一名。當年建明主席維芳主席都十分關心，但那也怕被別人擠了。我曾提著黑提包，內裝四個罐頭兩瓶酒膽戰心驚鬼鬼祟祟地去托人說情。一個農民送什麼啊，總不能送白菜，不能送棉花吧。那一兜東西20多元哩，是我多半個月的工資。至今我都很感謝那些幫助過我的領導和同誌們。
我轉了幹，就被調出了文化係統。我所從事的工作是和寫小說沒關係的。
它使我平靜下來，並真切地看我自己。知道了自己應該幹的是什麼。
我上班幹公務員工作是生存的需要，搞小說創作是生命的需要。因為我曾想過，什麼時候不上班了，但卻沒想過什麼時候不寫作了。
我覺得上班和寫小說不矛盾。其實幹什麼和寫小說都不矛盾。隻要閃爍在心靈中的文學之光永不泯滅。
寫小說30多年，說不用心那是假的。無論寫什麼都要調動自己的生活積累，都要掏自己全部積累中最值錢的東西。《山東文學》的《流逝的歲月》、《腰窩鎮西郊》，《時代文學》的《搭夥》，《延安文學》的中篇小說《睡爺》、《小李鄉長》，《莽原》的《舅宴》，《北京文學》的幾篇小小說，《南方文學》的《醉哥兒》、《六月六看穀秀》，《中國作家》的《最後一個和尚》、《秦大嫂》、《故裏素描》，《人民日報》的散文《晨沐延安》、《古田會議永放光芒》、《新中國從這裏走來》，《長城》的《那條河》，《小說月報》選的《抻炕》，《中華文學選刊》選的中篇小說《故裏素描》，《短篇小說選刊》選載的《故裏三題》，《散文選刊》選載的《村級編劇》，《小小說選刊》選載的《戰友》、《給老師買鹽》、《微型小說選刊》選載的《宿營》、《微型小說月報》選的《高仿》、《短小說》發的《神酒》等等等等，讀者反映，還算有生活，鄉土味還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