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認識一個人，總是先看到他的行為，再揣摩他的心理，最後判定他的人格。而實際發生的情形則正好相反：有什麼人格的人，遇事時就會有什麼樣的心理，最後才會有什麼樣的行動。三者之中，人的心理是重要的中介。千古聖賢相傳口訣隻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關鍵在乎一心。因此，我們先來切入孔、孟之“仁”的心理層麵，這是比較適宜的。《論語·陽貨》記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孔子所說“安”與“不安”，不單指一般的心理狀態。慣偷行竊得手洋洋自得，貪官接受賄賂躊躇滿誌，他們心“安”，但他們的行為顯失道德。孔子所謂“安”與“不安”，是指人生命的第一感覺，是指人遇事之初念，是人惻隱之心的自然呈現。辜鴻銘先生說：“中國人的生活完全是一種感覺生活。它不是來自身體器官的感覺意義上的感覺，也不是你所認為的來自神經係統的激情意義上的感覺，而是來自我們天性最深處--心靈或者靈魂--的情感或者人類情愛意義上的感覺。”這是說，考察問題隻有從尊重人的生命出發，這樣才會得出問題的實質。惻隱之心發端於人的生命之感，來自人生命的召喚。人作為一生命體存於天地之間，不能無所感。《周易》下卷以《鹹》卦開始。“鹹，感也。”如果對事物無所感，就意味著生命體的死亡，傳統中醫稱肢體壞死為“麻木不仁”。人的生命之感本身即含有價值尺度。人的生命是肉體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統一。從生理學上來說，組成生命的活性細胞由分裂、生成而不停地釋放能量；從心理學上來說，人天生具有一種超越、成長的欲望。可參看馬斯洛的相關著作。奠基於此種生理心理之上，人的生命便具有了生生不息、努力超越的趨向，具有了創造不止、不斷生成的衝動。也就是說，人的生命具有一種成長的趨向。凡是順應生命成長的事物，便會引人快樂，同時使人產生追求的欲望；凡是悖逆生命成長的事物，便會引人痛苦，同時使人產生規避的欲望。正如《春秋繁露·天地施》所言：“見善者不能無好，見不善者不能無惡。”反過來說，凡是能引人快樂的，就是好的事物；凡是能引人痛苦的，就是不好的事物。人的生命之感是判斷事物價值的根本尺度。此價值尺度也可以稱為“心之理”，《呂氏春秋·任數》：“心之知也藉於理。”人的生命之感還含有一種悟性，能夠自覺領悟到自身生命的價值尺度，從而做到有理性地去追求或規避。，不能對生命之感及其含有的價值尺度產生一種主體自覺。從這一點上來看，人優於一般動物。孟子所說的人性本善即是此意。明末劉蕺山說：“心是無善無惡。其如動而為好惡，好必善，惡必惡，如火之熱，水之寒，斷斷不爽，乃見其所為善。孟子性善之說本此。在此電光石火的一刹那間，人的惻隱之心便得以呈現出來。惻隱之心一發生，便沿著兩種相反的方向--奉獻與克製，用孔子的話說即是“忠”與“恕”--運動。曾參說：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裏仁》。
孔子之道即是仁道。在曾參看來，仁道就是“忠”與“恕”--盡心之謂“忠”，比心之謂“恕”。譬如說，一個腿有殘疾的人在路上跌倒，他的可憐處境一下子引發旁觀者的惻隱之心。旁觀者雖然與其非親非故，但就在那一刹那間，由於移情的作用，旁觀者與受難者的生命融合為一，受難者的苦難仿佛就是旁觀者的苦難。此時，旁觀者沒有想到殘疾人的報答，也沒有想到社會上的聲譽，心中湧起的隻是一股壓抑不住的要盡其所能幫助受難者的衝動，甚至於連這衝動也隻有事後才能意識到。這就是“忠”，是一種愛，是一種向外的奉獻的愛。反過來說，受難者將心比心，他知道自己的處境會引起旁觀者的同情，會因此而給他人帶來麻煩，所以他會盡可能地克製自己的痛苦，盡量不讓它表露出來。這就是“恕”，也是一種愛，是一種向內的克製的愛。《論語》有時強調積極地奉獻。《論語·泰伯》曰：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