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多次稱許管仲。
《論語·憲問》雲：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孔子讚管仲，著眼於兩方麵：一是行為方式，“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一是行為結果，“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可見，孔子稱管仲為“仁”，是指管仲的仁愛行為。一般人的行為都有動機，仁愛行為的動機就是滿足自我惻隱之心的需要。依照生命機理來說，人人具有惻隱之心，順其自然發展，自會有仁愛行為。人身有了痛癢，自然要伸手去撓；乍見孺子入井，生起惻隱之心，自會匍匐救之；眼看嗟來之食，生起羞恥之心，自會斷然拒之。惻隱之心與仁愛行為密不可分，正如儒家所提倡的“內聖”與“外王”。“內聖”與“外王”兩不分離，體用不二。“內聖”就在“外王”中顯現自身，“外王”又反過來滋養著“內聖”。任何執著於一麵的選擇都失去孔、孟之“仁”的本有之意。有的人有惻隱之心而無仁愛行為，那是惻隱之心將起之時即遭受到私欲的阻遏，使人的生命有了窒礙。如順應生命之流程，滿足自我惻隱之心之需要，即是實施仁愛行為之時，也是處在實現自我的過程之中，也是處在為他人為社會作出貢獻的過程之中。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惻隱之心也確實需要仁愛行為來作為證明。惻隱之心無聲無臭，耳不能聞，眼不能視。雖可以言傳心聲，但有意的心口不一或無意的詞不達意，都讓惻隱之心真假莫辨。最能有效證明惻隱之心的就是仁愛行為。孔子是由行為方式和行為結果推知管仲具有惻隱之心。一個忍心看著重大礦難頻頻發生而無所作為的官員，說自己如何有愛民之心，隻能是騙人的鬼話。孔子未嚐離事而言仁。視聽言動，出門使民，居處執事與人，以至事賢友仁，學問思辨，皆是為仁之實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論語·顏淵》）“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論語·子路》）仁愛行為與惻隱之心相互促進，相互涵攝。惻隱之心引發仁愛行為，行為過程又會激發新的惻隱之心，而新的惻隱之心又引發新的仁愛行為。如此生生不已，從而保證仁愛行為的延續。按馬斯洛的說法，人的行為分為兩種：被動的因應性行為與主動的表現性行為。《論語·顏淵》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愛不是應付外來壓力的行為，而是由內在惻隱之心引發的表現性行為。在表現性行為中，能力的大小幾乎不成問題。《論語·裏仁》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關鍵是人能否隨順惻隱之心的需要而實施仁愛行為，不在於力量的大小。當然，人的能力有大有小。與人的無限惻隱之心相比，人的能力總是有所欠缺的。“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亦有所不能焉”《中庸》。，連“堯、舜其猶病諸”《論語·雍也》。。因此，孔、孟之“仁”不糾纏於人的能力大小問題，隻是強調盡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