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為萬民。《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曰：
且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
“天”鍾愛人，是將人當作一個族類，是普愛天下萬民。“天”意之予奪視天下民意而定，能給萬民帶來安樂的人，“天”才賦予他為王的權力。這種民本思想，與《尚書·泰誓》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一脈相通。董子之“天”並不神秘，它是高懸於人頭頂之象，表征著民心之聚集，表征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大生命，這個大生命始終遵循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鐵律。第三，陽尊陰卑。“天”之運行靠的是一氣，氣分陰陽。陽氣充滿著愛意，可以生育養長萬物；陰氣是惡戾之氣，使生物凋零蕭條。《春秋繁露·陽尊陰卑》曰：
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
一年之中，天安排陽氣在春夏秋三季中顯身，占據著實位，從而使萬物生長。等到秋收以後，陰氣才會出現，被放置在無事之時的空處。陽氣出現是常態，陰氣出現是權變。由此可見，“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春秋繁露·陽尊陰卑》。。第四，災異告誡。“天”有仁心還表現在對當權者采用災異告誡。《漢書·董仲舒傳》曰：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關於董子的災異說，曆來被後人所詬病。其實在董子眼裏，災異未嚐不是一種在天之“象”。關於此點，後文將有詳論。在董子看來，災異的出現並不可怕，反而是天之仁心的一種體現。董子“天”論中浸透著“仁”的精神。眾所周知，董學之“天”內涵豐富，有所謂神靈之天、道德之天和自然之天。“仁”是大化流行，是生生不已的生命體驗。大自然本來就富有生機，自然之天是董子之“天”的物質基礎。大化流行，流行之中自有條理，這就是道德義理之天。大化流行至大無邊，至細入微，其造作萬物神秘莫測，故顯得神異。在董子看來，這幾方麵是渾然一體的。總之，“仁”是“天”的精神，“天”是“仁”之表象。在一定意義上說，“天”就是“仁”。因此，《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曰：“天，仁也。”2．“仁”是議論人事的基礎董學以人事為主，論人事以“仁”為宗。人事的中心是國家政治。政治的核心是國君。董子的政治哲學主要是針對國君而發的，這是我們討論董子學說所必須注意的。國君掌握著天下人力資源和物質財富的調配權，關乎著天下人的生命安危。董子反複強調國君的政治責任，《春秋繁露·王道》曰：“王者，人之始也。”《春秋繁露·立元神》曰：“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國君占據如此高位，就應該時時體現“仁”。《春秋繁露·俞序》曰：“霸、王之道，皆本於仁。”《全漢文》卷二十四曰：“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為之。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人以為治首。”如果國君能夠推行“仁義”，就可以得到民心，雖非其位而立，“得眾心之為大安”《春秋繁露·玉英》。。如不能夠推行“仁義”，便不能得眾，便是獨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之用矣。”《春秋繁露·仁義法》。《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曰：“何謂仁？仁者，憯怛愛人。”“憯怛”指惻隱之心，“愛人”指仁愛行為。人之心理與品德不可見，見之於行。《春秋繁露·竹林》曰：“推恩者遠之而大，為仁者自然而美。”隻要將惻隱之心發散出來，自然會有仁愛行為。國君的正當行為是為天下人興利除弊。興利是愛人的正麵表現。國君要興利，就必須“敬賢重民”《春秋繁露·竹林》。。“敬賢”的目的是“聖人為天下興利也”。“重民”是表現在“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由“敬賢重民”進一步落實在操作層麵，就是考功名、定製度，就是物質上調均、精神上更化。除弊是愛人的另一方麵表現。國君要除弊就要有憂患意識。《春秋繁露·符瑞》曰：“一統於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憂患意識就是責任意識。國君不能隻有權力觀念，還要有責任意識。“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董子所謂“深憂之者”，就是孔子的“如之何如之何”，就是孟子的“憂生安死”《論語·衛靈公》：“子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孟子·告子下》：“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憂患意識散而為二：一是國君不得有君民之心。因為“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