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春秋繁露·王道》。。因此，董子要求當權者“仁以安人，義以正我”，這正合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論語·衛靈公》：“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古代國君自稱“孤”、“寡”、“不榖”、“餘一人”，就是表示不敢有君民之心。如果當權者有了君民之心，有了權力意識，就會無所不用其極，就會認為天下之人與物無不是我享樂之資。二是國君要為天下除患。《春秋繁露·盟會要》曰：“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貴除天下之患。”除患是要及早預防災患。《春秋繁露·仁義法》曰：“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董子所提倡的不讚同諸侯專封專討專殺、尊王抑諸侯、強幹弱枝、大一統等，何嚐不是憂患意識的一種生發。3．“仁”是解釋《春秋》的出發點詮釋《春秋》的文字占董子著作的十之五六。《春秋》本為魯史，是“不修《春秋》”，經孔子刪定，成了表達孔子政治理想的載體。孔子說：“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春秋繁露·俞序》。“王心”就是仁心。孔子作《春秋》，仁義貫注其中。董子反複強調這一點，《春秋繁露·俞序》曰：“《春秋》重人。”《春秋繁露·竹林》曰：“《春秋》愛人。”董子真是深得孔子作《春秋》之“意”，他以“仁”來解讀《春秋》，但不是把“仁”當作理論教條，而是當作活潑潑的生命體驗。《春秋繁露·精華》曰：“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亡也。”最典型的例子是解釋司馬子反與宋國講和的曆史故事。《春秋·宣公十五年》記載“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補敘楚人司馬子反與宋人華元達成和平協議的經過。如依君臣大禮而判，司馬子反大罪有三：一是裏通外國，向敵提供情報；二是藐視君權，私自與敵達成協議；三是己擅美名，而陷君於不仁不義。但是《春秋》卻“大乎其平己”。董子以“仁”來體驗其中曲折，《春秋繁露·竹林》曰：“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董子反複申述司馬子反的內心感受：“為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人首先是聽從內在生命的呼喚，司馬子反私下與宋達成和議，實是他惻隱之心之流行。董子論許公子止不嚐藥，論逄醜父殺身以生其君，論晉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三事依次見於《春秋繁露·玉杯》、《春秋繁露·竹林》和《春秋繁露·精華》。，都是以儒家之“仁”來作為立論的標準。董子解《春秋》重在意、重在誌，《春秋》之例、《春秋》之事，不過是意誌的物化，不過是達意之象。《春秋繁露·精華》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綜上所述，我們將“仁”定為董學之本是站得住的。
董子談天論地、議論人事和解釋《春秋》，都貫注著“仁”的生生之意。董子在《春秋繁露·玉英》中強調“大其貫承意之理”，用“仁”可以解釋董學的一切。本章我們回答兩個問題，無非是要說明：董子之學源自孔、孟仁學。但是董子的時代畢竟不同於孔、孟的時代，為了適應時代的需要，董子又發展了孔、孟仁學。接下來，討論董子的仁學似乎就是順理成章的事。第二章董子的仁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