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董子說：“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是以知明先，以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仔細推敲，此兩層相互定義：真要能廣施博愛，自會為百姓深謀遠慮；隻愛己身不愛他人，究其原因還是被近前的利欲熏心。強調“仁大遠”的特征，是董子順應當時社會的發展，對儒家之“仁”作出的一種創造性的闡釋。董子處在成熟的中央集權製國家社會。此時的社會生活中，尤其是社會政治生活中，血緣紐帶的作用已日趨淡化。因此他能順應時代的發展，向當權者提出：不能拘限於血緣之親，要愛一切子民，愛得越遠越好。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西漢初期的一個事實：當時的漢代統治者因拘於親情，包庇縱容同姓諸侯王（如齊王、淮南王、吳王等），發展到後來，終於釀成多次諸侯叛亂，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從這些方麵看，董子強調“仁大遠”，其實是具有深意的。我們也應看到，董子的這種理論發揮，畢竟還是在孔、孟之“仁”的“可以然之域”。孔、孟之“仁”，不是一個觀念性的教條，而是一種活潑潑的生命體驗。當一個人的惻隱之心發動時，他的同情心是無私的，也是無邊際的，甚至可以“充塞於天地之間”。因此，董子之“仁”與孔、孟之“仁”本是相通，隻是各自強調的重點不同而已。孔、孟強調“仁”的起始，要從孝做起；董子強調“仁”的結果，要推及普天下民眾。
正文 第七章（3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