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鄭重地提出“必仁且智”。《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曰:“莫近於仁,莫急於智。”將“智”與“仁”相提並論,有意凸顯“智”的道德價值。董子有意強調“智”,是因為“智”的價值有被以往儒者所忽略的傾向。一、孔、孟對“智”的忽略在孔、孟的言語中,“智”似乎被忽略。《論語·子路》曰:“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質樸木訥,幾乎可以看做是“智”的反麵,但在孔子眼裏,是與“仁”相接近的品德。《孟子·公孫醜上》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當權理政,隻要擴充自己的不忍人之心,治理天下就易如反掌。關鍵是要有“仁”即不忍人之心,“智”似乎是不重要的。孔、孟忽略“智”,因為他們認為“智”包在“仁”中。孔、孟所說的“智”,非一般而言的智慧,乃是對“仁義”的覺知。《孟子·離婁上》曰: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敬長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仁”是生命,是生命體驗。生命流動之中自有條理,這便是“義”。順此條理便適宜於人的生命,逆此條理便不適宜於人的生命。人的生命之中自有一種悟性,能夠覺知“仁義”,這就是“智”。如此看來,“智”也是人的生命中本來具有的,所以孟子說“仁義禮智根於心”《孟子·盡心上》。。隻要順其自然,不帶任何做作,將仁義之心發揮出來,這便是“智”。一個兒子真的有孝順之心,他自然知道如何去解父母之憂,如何去寬父母之心;一個官員真的有為人民服務之心,他會想辦法讓他治內的百姓富足,社會和諧,人盡其能。因為“仁”中包有“智”,所以孔、孟隻是強調“仁”,而很少提及“智”。相比而言,“智”有被忽略的傾向。將“智”定義為對“仁義”的覺知,就意味著聰明才智不是用在為大眾謀福利上,便不能算是真正的“智”。孔、孟這樣的思想,馬基雅維利在《君王論》中也有表述。“智”是對“仁義”的覺知,實際上是否定了世俗之“小智”。當時社會崇尚一些智慧機巧之士,如張儀、蘇秦之流,而孟子卻鄙視他們行“妾婦之道”《孟子·滕文公下》: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所提倡的是大智。《孟子·離婁下》曰: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孟子所反對的是“小智”。小智是指那些故作聰明的雕鑿,如《莊子》中“儵”和“忽”對“渾沌”的雕鑿《莊子·應地王》:“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嚐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而孟子所提倡的是“大智”,是如行雲流水一般順其自然之“智”。禹治水成功,他能順水性而疏導之,從而顯出大智慧。孟子在此稱頌禹的大智,實際上是表明儒家之智順應人情實際,順應人的生命自在韻律。孔子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春秋繁露·楚莊王》。“無為”不是指什麼都不做,而是指順其自然而不事雕鑿。徐複觀先生在《學術與政治之間·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中論“無為而治”中說:“無為而治,是在君主專製下的各家共同的要求。孔子認為‘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歸結到‘無為而治’;老莊尚自然,自然是有為的反麵,亦即是無為。法家要使人君居於不可測之地,且怕人君隨便動手動腳破壞了法,所以也要人君無為。荀子則由‘禮義之統’而認為可以達到‘塊然獨坐’。無為的形式一樣,而無為的內容與達到無為的經路各不相同。”既然提倡“無為”,也就有了消解“智”的趨向。孔、孟也不是絕對地不承認“智”,隻是他們認為“智”是對“仁義”的覺醒,“仁者”應比“智者”高一層次。《論語·裏仁》曰:
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仁者人性淳厚,廣施博愛出於自然,言語行事無不昭示著仁愛,故而以行仁義為安。智者知道事物的利害關係,明白踐行仁義可以得民心的道理,對人施愛,於己有利,所以是“利於仁”。“利仁”相當於孟子說的“假仁”《孟子·公孫醜上》:“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假借仁義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很明顯,在孔子看來,仁者要比智者高一個層次。盡管仁者與智者所做之事,外表上沒有什麼區別,但仁者的仁愛行為出自自身本性,不帶半點勉強,而智者的仁愛行為來自外在的引誘。對此,孟子有一段話是最好的注解,《孟子·梁惠王下》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