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此處的“天”並非是與地相對之自然之天，亦非宗教上帝之天。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天”很複雜，很大成分是指自然造化--一種神秘的生命力及其所顯示出來的必然法則。“天”的本質即是“仁”，“仁”是一種生命力，也是生命所顯示出來的法則。作為仁者，能夠超脫小我之生命，而順其自然天性以愛安人。所以“以大事小”，絲毫也不覺得勉強，而且還會感到快樂，“樂天”即是“安仁”。作為智者，深知生命的法則--小固不可敵大，弱固不可敵強--所以不得不“以小事大”。侍奉別人雖然也是給予，也是“仁”的表現，但這種施愛明顯是被迫的，是來自外在的恐懼。因為“畏天”，故而“利仁”。由上分析可知，作為人生境界，“智”與“仁”有別，有層次高下之分。當然，孔、孟有時也提到“智”的重要性。《論語·衛靈公》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為善也。”孔子這是在說明內在的“仁”--也就是內在的生命力向外呈現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知（智）”是被安放在第一的位置上。《論語·憲問》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在孔子眼中，健全人格具備三要素：仁、智、勇。此三者不可分割，相輔相成，統一於“仁”。“智”非一般的小智小巧，而是對“仁義”的覺知。正是因為有“仁”有“智”，所以才會有“勇”。“當仁不讓於師”《論語·衛靈公》。，“仁”與“勇”密不可分。子貢曾稱頌孔子說：“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孟子·公孫醜上》。“學不厭”，學習知識感到不滿足，因此能使人明智。“教不倦”，不停地向人布道而不感到疲倦，故而稱之曰“仁”。子貢將“智”列入聖人必備的兩個條件之一。可見“仁”與“智”相輔相成，兩者缺一不可。孟子為此打一個比方，《孟子·萬章下》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聖”就是“仁”，前文已經說過“聖”也是“仁”的一種境界。孟子將生命主體的成聖成德比作射箭，射出的箭有兩個因素：向度和力度。從存在論意義上來講，此兩者相即不離。向度是一定力度上表現出來的方向，力度也總是要表現出一定的方向。但作為一個過程來說，人們辦事總是先規劃方向，再奮勉去實行，所謂有的放矢即是此意。因此，孟子說“始條理”是“智之事”，“終條理”是“聖之事”。這與前文所引的孔子將“智”擺在首位相契合。孟子的這個比方，一方麵點出“仁”與“智”的區別，這是很容易看出來的；另一方麵又在強調“仁”與“智”的相即不離的關係。孔、孟所講的“智”，從內部說，是對“仁義”的覺悟；從外部看，則表現為“時中”。有學生問孔子：“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孔子回答說：“不可。”《論語·季氏》。孟子說：“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孟子·盡心上》。事物總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人們言語與行事也沒有一成不變的行為模式。
行事光憑一時的熱情永遠不夠，還必須能把握住時機，預測事態的發展，能根據時勢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對策。這就是“時中”，也就是儒家的“中庸”。關於“中庸”，曆來有不同的理解，筆者認為“中庸”是儒家所提倡的智慧原則。“中”，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就是指最佳選擇；“庸”，應用之意。“中庸”的核心內容就是在實際應用之中追求最佳選擇。人生就是選擇，人被拋到這個世界裏，時時都要麵對著多種選擇。這一方麵給人以選擇的自由，另一方麵又帶來選擇的苦惱。在眾多的選擇之中，根據時與勢，可以肯定，當下隻有一個最佳的選擇。但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定和主觀因素的影響，人總是很難把握到最佳選擇。因此，《論語·雍也》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就是“時中”，是儒家的智慧原則。孟子特別地稱讚孔子為“聖之時者也”，也是稱讚聖人“智”的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