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孔、孟並不完全抹殺“智”，他們認為“智”是對“仁義”的覺醒，從屬於“仁”。到了荀子，“智”已得到某種程度的強調。《荀子·君道》曰：“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仁且知，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荀子·君道》。與董子同時的韓嬰也提到：“既知且仁，又何加哉！”《韓詩外傳》卷三。所以到了董子，他突出“智”的重要性，並且賦予孔、孟之“智”以新的內涵。董子將“智”與“仁”相提並論，特別強調“智”的重要性。《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曰：
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辯慧獧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讚其僻違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仁而不智，則愛而不別也；智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
這一段話中，董子至少表達了這樣幾層意思：一是“智”與“仁”可以分開，仁者未必有智，智者未必有仁。二是“智”與“仁”同等重要，兩者相輔相成。三是儒家的“泛愛”不同於墨家的“兼愛”，這種區別靠“智”來完成。愛有差等，施由親始，這正是“智”的表現。四是“智”不同於一般所言的“材能”。董子之“智”並非一般的知識。《春秋繁露·重政》曰：
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欲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
有關鳥獸之類的知識，大概相當於今天所說的自然科學知識。孔子說過“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可見儒家並非一味反對博物，隻是認為此為小知，沉迷於其中，恐怕玩物喪誌、得小而遺大。《論語·子張》：“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儒家的大智是要懂得“以仁安人，以義正我”，為仁為義，施之各得其所，這就是所謂“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而仁與義本是相輔相成，所以又必須以智來“貫所附”，明辨是非於微眇之間。這就是董子所倡導的“智”。可以見出，董子對“智”的重要性的認識以及對“智”的內涵的理解基本上是承接先秦儒家的，尤其是與孟子觀點遙遙相應。但涉及“智”的具體內涵時，董子又加上自己的內容。孔、孟論“智”為“時中”，而在董子則表述為“先言而後當”。《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曰：“何謂之智？先言而後當。凡人欲舍行為，皆以其智先規而後為之。其規是者，其所為得，其所事當，其行遂，其名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董子還進一步將“智”具體到為民除患。《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曰：“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愛人類”是目的，而為天下“除其害”則是達到此目的的一種手段，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智”從屬於“仁”。康有為說：“孔子之仁，專以愛人類為主；其智，專以除人害為先，此孔子大道之管轄也。康有為所說的孔子之仁、孔子之智，其實是董子闡釋出來的。上文就曾說過，在董子學說中，儒家之“仁”有兩種表現：即愛人之心和憂患意識，愛人之心是“仁”的直接表顯，憂患意識是“智”的集中體現。將憂患意識進一步具體化物質化，即是為天下除害。“隆禮”、“尊王”、“大一統”等都是為天下除害。為了維護“大一統”，董子說：
故明王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其職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則不能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製其勢者也。《春秋繁露·王道》。
這段話可以作兩方麵理解：一方麵讓君主無為而臣下有為，有分君權於群臣的味道；另一方麵是教君主用權術駕馭群臣，君主在群臣麵前，冥冥無聲，顯得高深莫測，群臣沒有不盡忠效力的。董子又說：
聖人之治國也，……務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法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製。《春秋繁露·保位權》。
這是教君主如何以法來治理百姓。百姓如果沒有任何欲望，那麼君主的賞便很難推行；如果百姓沒有任何欲望和畏懼，那麼君主的賞罰便不起作用。所以君主要使民有所欲有所畏，這樣才能用賞罰來控製百姓。這是明白地教當權者重視法、術、勢。在孔、孟著作中，絕對沒有這樣的文字。《論語·八佾》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離婁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這就是孔、孟的君臣觀。在孔、孟看來，君臣應該肝膽相照，休戚與共，不能以機心用事。孔子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孟子說“好貨”“好色”與民共之《孟子·梁惠王下》。。這就是孔、孟的君民觀。君與民同為一體，同心同德，而不是相互利用。在道、法以及黃老諸家著作中，我們倒可以輕易地看到論述法、術、勢的文字。《莊子·天地》曰：“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管子·明法解》曰：“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法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眾。”《韓非子·難·三》曰：“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禦群臣者也。”顯而易見，董子吸收了其他學派的思想。如前所述，董子所麵對的社會畢竟不同於孔、孟時代。董子身處成熟的國家社會，治理一個龐大而複雜的中央帝國，僅靠仁人之心已難以應付，當權者必須講究治國方略，“智”的重要性便被凸現出來。而孔、孟處在早期國家向成熟國家轉型的社會，他們多方遊說諸侯而不果，一定程度上說明他們還沒有清醒地認識到這種社會轉型。但是，董子提到的法、術、勢與法家、黃老學說又有本質差異。法家、黃老學說講法、術、勢，純粹是為當權者著想。蕭公權先生稱：“吾人向謂法家思想之特點為認君主之本身為政治之目的。……其術陽重法而陰尊君。故其學愈趨發展，則尊君之用意愈明，而重法之主張愈弱。具體地說，董子重視法、術、勢，是為了維護“大一統”；強調“大一統”，是為了防患於未然；強調除害，是憂患意識的具體表現；而憂患意識即來自儒家之“仁”的生命體驗。以上我們討論了董子學說中的“仁”、“義”（其中包括“禮”）、“智”，由此可以見出：董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孟仁學，而且還注意對其他學派的思想兼收並蓄。對於其他學派的思想，董子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將其陶鑄成為自己理論係統的有機組成部分。董子提倡“仁大遠”，很明顯是受墨子的“兼愛”思想的影響，但董子強調的博愛同墨家的“愛無差等”又有很大區別。董子大談用權之術，很明顯是接受了道、法及黃老學說的影響，但董子將其轉化為“智”的一部分，成為達“仁”的一種手段。如果不是這樣來解釋董氏學說，那麼我們就會覺得董子思想處處是矛盾，隻會覺得董學不過是一個大雜燴大拚盤，而不是一個具有一定理論價值的思想體係。接下來的問題是：董子怎樣來整合諸家學說於一爐而形成自己的理論體係呢？金春峰先生認為，董子是靠對《春秋》創造性的闡釋來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