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有一定道理的。《春秋》別嫌明微，撥亂反正，提倡“大一統”，主張“三綱五常”，同法家和黃老思想有契合之處。清代學者曾指出：“《春秋》近於法家。。但筆者認為，這隻是就思想的表述方式來談問題。而本質上，董子是以儒家之“仁”來對其他學派思想進行融合吸收。筆者在以上分析中有意識突出了這一點。董子作為一個生命主體，他深受傳統儒學的熏陶《漢書·董仲舒傳》說董子：“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同時也接觸其他學派的學說。身處當時的社會環境中，董子以儒家之“仁”作為生命體驗的核心，對其他學派的一些思想觀點進行有選擇地吸取，並將其納入自己的理論體係之中。這就是董子之所以被稱為“漢代孔子”、被尊為“群儒首”《漢書·董仲舒傳》引劉歆之言曰：“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王充《論衡·超奇》雲：“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的原因。促成董子以儒家學說為本，對先秦其他學派思想進行整合的因素很多。一，學術走向綜合是必然的趨勢。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曆史上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學術思想上也呈現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景象，經過激烈的爭鳴之後，走向綜合是必然的趨勢。關於此點，李澤厚先生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秦漢思想簡議》中言之甚明，可參看，此處不再鸚鵡學舌。二，先秦儒學本身先天存有缺陷。如前所言，儒家的仁學根源於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氏族製度，雖然有著含情脈脈的親情，但是隨著社會的激變，明顯地不合時代要求，孔、孟在當時就被人們認為“迂遠而闊於事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因此，儒學要想服務於社會，就必須從自我改造開始。董子以儒家之“仁”來兼容諸家眾說，也是順應儒學自身發展的需要。三，也是最根本的，即社會發展的需要。在董子時代，中國社會已經完成了從氏族社會到酋邦社會到早期國家直到成熟國家的轉變。此時社會具有空前巨大的包容性，社會成員關係錯綜複雜。要管理好這樣龐大的複雜的社會，除了要強調“汎愛眾”以外，還必須講究政治智慧。而法家和黃老等學說，正好可以提供這方麵的營養。董子兼收眾說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以上我們談到董學中的“仁”、“義”、“智”，這些畢竟都是概念性的東西。董子發表政治學說，不是玩文字遊戲，概念必須落在政治的實處，才會發生社會效用。董子是將這些概念落實在兩個操作方麵：“大一統”論和教化理論。
正文 第十章（2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