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瞬息萬變的自然界、千變萬化的人類社會和深不可測的人的心靈世界，古人們常常陷入一種實存性的焦慮之中。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和才智在不斷地追問：人，作為萬物的靈長、地球的主宰，究竟為何而存在？天地，作為人表演人生的大舞台，到底從何而來？……戰國時期，有一位形容枯槁、麵色憔悴的詩人，在特定的境遇下發泄了這種焦慮。他抬頭仰望渺茫的蒼天，低頭俯視荒索的曠野，滿懷激情地一口氣發出一百七十多個追問見《楚辭·天問》。。而滿頭銀發的思想家們更多的時候則是抱頭沉思，他們把人類的許多提問都彙總在一起，同時指向一個共同的根本性的問題：萬般生命的本根是什麼？人類耗費無數代人的聰明才智，就是要力圖去把握那變動不居的事物背後那恒定不變的本根，於是就產生了形形色色的所謂的本體論。由於地理環境影響，時代背景各異，人生遭際不同，進學理路各別，對本體問題的回答也顯得五彩繽紛。儒家倡“仁”，道家言“道”，佛家提“真如”，《周易》說“易”，《春秋》論“元”，……答案盡管不同，但都體現出古人強烈的重本意識。對事物之根源的追尋，實際上是為這個生活世界設定某種秩序，因為萬事萬物都是在那根本上按一定規律生長出來，就如同樹的千枝萬葉是從樹根上生長出來的一樣。人們想借此對現實世界秩序進行整頓，希冀以簡馭繁地占有這個世界；或者在這個世界裏得到超脫，從而使得人類的精神靈魂有一個安頓之所。《論語·學而》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易緯·通卦驗》雲：“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裏。是以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建其本”、“立本”，就是為事物立本，為事物尋找存在的終極依據和理由。古人認為：得事物之本，萬事萬物都可以得以係統化，就是“建其本而萬物理”；而且隻有得事物之本，才能明了流行於生命世界中的大道，所謂“本立而道生”。總之，中國古代文化中有著強烈的崇本意識，這就是形而上意義的“大一統”。我們說話寫文章總要有一個中心，任何行動都要有一個目標，成立社團要有一個組織核心……“大一統”意識幾乎彌漫於人們生活的方方麵麵。董子論“大一統”的形而上意義是從挖掘“元”的深意入手的。孔子修《春秋》，變“一”為“元”，其中寓含深義。但《公羊傳》對此並未闡發，隻是說：“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解釋“元”為“始”意。但到了董子，他作了極大的發揮：
惟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係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春秋繁露·玉英》。
董子在此雖沒有提到“大一統”，但他說“天地之元奚為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分明表達的是深層意義上的“大一統”。正是立足於形而上意義來討論《春秋》之“元”，董子將萬物都一統於“元”。一旦“屬萬物於一而係之元”，也就確立了宇宙的秩序。董氏在此解釋“元”為“原”，一方麵從邏輯上說明“元”是“萬物之本”，“在乎天地之前”；另一方麵從時間上描述“元”與萬物相即不二，隨天地相始終。而且筆者認為董子這段話的形而上意義還在於，他釋“春”為天的表征，“春者，天之所為也”。“王”則是人間的代表，“正者，王之所為也”《漢書·董仲舒傳》。。這幾者之間的關係，董子在另一個地方將其表述得更簡潔。《春秋繁露·二端》曰：“《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王者俱正而化大行。”形而上之“元”如此以“天氣”為中介逐步落實到形而下。“元”不同於西方宗教中的上帝，“元”是萬物之根本，並且存在於萬物之中，隨萬物而始終，所謂“生天氣及奉天氣”即是此意。在董子這裏，形而上的“元”過渡到形而下的人事是那麼自然貼切、圓融無礙，因為董氏說的“元”就是表征生命力的“仁”，“天”就是生命體驗之表象。人的生命是“天”賦予的，“王”被置於“春”“正”之間，那麼人就應該“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董子這種解釋，對後來的公羊學家很有影響。何休進一步解釋“元”為“氣”：“變一為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係，而使春係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於王者，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對比董、何闡釋“元”的文字，我們可以發現何休對董子的繼承和發展，也可以看出兩人之間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