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孟所提倡的教化“教化”一詞雖出現在戰國末期，但教化之意則早已有之。《尚書·堯典》記載了舜對契說的一番話：“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蔡沈注：“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可見中國人自古就重視教化。但早期的教化應該很簡單。在堯、舜、禹時代，生產力低下，人類社會首要應付的是強大的自然，《堯典》重點記敘的是曆象（上天文）與治水（下地理）。再說那時民智未開，民風淳樸，禮樂教化決不如後來那麼複雜。所以孔子稱舜“無為而治”。禮崩樂壞之後，諸子之學勃興。關於諸子起源問題，有三種說法：諸子出於王官，如班固；出於救世，如胡適之；出於禮崩樂壞，如牟宗三。本文采用最後一種說法。孔子創立儒學，自一開始就強調禮樂教化，並將其與政治緊密結合起來。他說：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
孔子提出兩種政治模式：一是政令和法治，一是德政和禮治。於敘述之中，分出兩者高下。法治和政令是消極的被動的，隻能“民免而無恥”；德政和禮治是積極的主動的，民“有恥且格”。兩者的出發點不同，政令和法治將人當物來管理，以外在的強製力迫使人就範；德政和禮治將人當人看待《中庸》言以人治人，改而止。朱注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期於改過而止。從管理過程來看，政令與法治無論怎樣嚴密，仍然存在著製度所無法控製的失靈領域，就會有人規避或利用法律獲取私利；德政和禮治使人具有道德自覺，主動積極地走上正途。兩者的結果也不同。雖然都可以導民向善，但“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太史公引董子語，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刑罰治標不治本，是消極的，迫不得已而為之；禮樂能防患於未然，使人從根本上消除作惡的動機。因此，孔子提倡德政禮治而貶低政令法治。如是之故，儒者極力推崇教化而貶低刑罰。孔子說：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在位聽訟，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途；途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如此治理功效自有誇大成分，但至少可以說明孔子是“聽訟”的行家。孔子強調自己“聽訟”與人沒有分別，他最大的希望是“無訟”。能做到“無訟”，唯有施教化於前，防患於未然。而這絕非一朝一夕所能達到《論語·子路》：“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所以孔子以“必也”以期之。孔子雖不是一味地反對法製，但在他看來，“聽訟”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孟子說：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
趙岐注曰：“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又曰：“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值得注意是，此處的“仁言”“善政”是指行之有效的霸政孟子說過霸者假仁以行仁，況且霸者強調實用有效，故而此處“仁言善政”是指霸道無疑。，不是指殘虐暴政，殘虐暴政不足道也。仁言善政雖善，然而是由外向人的生命施力，所以“民畏之”；仁聲善教是順應人性自身規律，引發人生命內在的力量，故而“民愛之”。孟子提倡教化貶抑刑罰，與他一貫倡王道、斥霸政一脈相通。孔、孟提倡教化貶低刑罰，對後世影響很大。賈誼曾說，“欲民之善”，當“道之以德教”，不可“驅之以法令”《漢書·賈誼傳》。。劉向也主張“先德教而後刑罰，……尚其德而希其刑”《說苑·政理》。。但孔、孟提倡教化，本之於“仁”--即珍惜人的生命，重視人的生命體驗，更多的是在效果對比上來立論，至於教化的理論依據則較少論及。董子的貢獻在於為禮樂教化尋找一個形而上的根據，提出教化是“繼天之所為”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