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董子所說的“正道”正是在文質變救的“偏”中顯現的。其實文質變救普遍地存在於現實社會當中。譬如說，對於某種商品，也有一個文質變救問題。商品本身的質量和內涵是商品的質，商品的外包裝和廣告宣傳是商品的文。以前我們隻注重商品的生產環節，認為“酒香不怕巷子深”，輕視包裝和廣告，也就是偏於質而無文。這當然是不正常，不符合市場經濟的需要的。現在我們又出現另一種毛病，過分的包裝，虛假的宣傳，這是偏於文而無質。人們都迫切地希望包裝和宣傳不要偏離商品本身，還應回到商品的質上來。由此可以看出，董子的文質變救說並非是機械式的循環論。他要求當權者要根據民情的不同，確定不同的政教策略。他假借《春秋》，要求漢代當權者“先質而後文”，“好誠以滅偽”《春秋繁露·玉杯》。，要一反周秦之“史”之“文”，回到“忠”“質”上來。董子還提出“經禮”與“變禮”之分。《春秋繁露·玉英》：“《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經禮”是依據人的生命體驗而定的，是人事中的一些大原則。“經禮”可以“安性平心”。但是天地間的生命現象千變萬化，社會上的人事紛繁複雜，“經禮”製訂再詳細，也無法窮盡種種人事現象。因此，作為生命主體之人，在遵守“經禮”的同時，必須憑依自身的生命體驗，輔之以“變禮”。孔子也說過禮有損益。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禮記·禮運》說：“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又《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孟子在討論舜娶妻一事中也體現出他的“變禮”思想。韓嬰還將是否具備經權意識當作判斷賢者的一個標準：“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韓詩外傳》卷二。正是在前人對禮的認識基礎之上，董子才有“經禮”與“變禮”之說。其實“經禮”與“變禮”這層關係，也可以說是《易》理在人事中的應用。《周易·係辭下》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5．禮的功用禮的功用是除患。《春秋繁露·仁義法》曰：“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誌也，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春秋繁露·天地施》曰：“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儒家雖然強調禮之質，但同樣也注重禮之文。《論語·衛靈公》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禮記·仲尼燕居》曰：“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製。”也就是說，人須臾都不可離開禮。賈誼曰：“然而曰禮雲禮雲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漢書·賈誼傳》。在董子看來，禮的除患作用主要表現在兩方麵：一是對社會大生命來說，禮使人人都沒有非分之想，也沒有犯上作亂的念頭，人人各安其分，從而構成和諧的“大一統”社會；一是對個體生命而言，禮使人言語、行事各得其宜，生命各得其正道。
6．禮與樂的分別董子還曾將禮與樂對比論述。《春秋繁露·楚莊王》曰：
製（即是禮）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
《春秋繁露·楚莊王》曰：
製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複合，所為一也。
天與人本相通，但天與人又有別。天畢竟是外在的，“製為應天改之”，也說明禮外在的特點。禮本是緣人情而製，但禮既已存在，對人的生命而言，就有外在的約束力量。“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樂是因人心之所樂而為之文曲，所以說樂內在於人。關於禮與樂的區別，《白虎通·禮樂》解釋道：“樂言作，禮言製何？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係製於陽，故言製。樂象陽也，禮法陰也。”也就是說，對於人的生命來說，禮是外在的、消極的，樂是內在的、積極的。但是禮與樂原不能分，樂中本有節奏，這便合於禮。行禮須配音樂，因為“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漢書·董仲舒傳》。。由此可以看出，禮樂都來源於生命體驗，也都是為了成全人的生命。董子還認為製禮作樂是必須在功成治定以後。《春秋繁露·楚莊王》曰：
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應其治時，製禮作樂以成之。
此一觀點很明顯是從《禮記》而來。《禮記·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製禮。”鄭注雲：“功成、治定，是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白虎通·禮樂》也說：“太平乃製禮作樂。”可見這是漢儒的普遍看法。那麼在製禮作樂之前，必須沿用先王之禮樂以推行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