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祥瑞”相對的就是“災異”。“祥瑞”所象征的理想世界恐怕永遠隻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烏托邦，最多隻是表達了生活在苦難中的人們一種美好的願望，或者作為對現實世界批判的參照坐標。孔子的德政、孟子的王政又何嚐不是如此呢？天下之大，多少總會出現一些自然災害，正如《荀子·天論》中所言：“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在此情形之下，董子有了“災異”說，可見其中富有深意。董子談“祥瑞”的時候少而論“災異”的時候多，也就是暢談理想少而批評現實多，正是體現了公羊學家勇於批評社會現實的最可貴之處。儒者從不沉湎於理想的想象之中，而以時刻關注現實生活為己任。董子說：“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春秋繁露·郊語》。之所以會產生“災異”，也還是基於天人相交感的理論。《漢書·董仲舒傳》曰：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
周桂鈿先生說：“他（董仲舒）挖空心思編造這些所謂‘感應’，隻是為了給官僚們提供一種向皇帝進諫的精神武器，也是論證皇帝必須加強修身和為政以德的理由和根據。筆者以為，說董子的“感應”說客觀上有這樣的效果則可，說他主觀上“編造”則欠妥當。如果真的如此，董子就有糊弄皇帝之嫌。其實董子的“災異”之天也是一種體驗之象。《漢書·杜鄴傳》曰：“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清人皮錫瑞也道出其中之意：“古之王者恐己不能無失德，又恐子孫不能無過舉也，常假天變以示警惕……後世君尊臣卑，儒臣不敢正言匡君，於是亦假天道進諫，以為仁義之說，人君之所厭聞，而祥異之占，人君之所敬畏。陳言既效，遂成一代風氣。故漢世有一種天人之學，而齊學尤盛。由此可見，“災異”原是一種“象”，然後才成為進諫的工具。董子的“災異”之象，表達的是人對生命大“道”的一種敬畏心態。《虞書·大禹謨》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如前所言，生命洪流自有其運行軌跡，古人名之曰“道”。所謂“道”，是指一些重複出現的帶有規律性的東西。《春秋繁露·天地施》曰：“樂而不亂，複而不厭者，道也。”古人特別強調“體道”、“悟道”、“行道”。生命大本化物神奇莫名，其所體現之“道”也微妙難察，《周易》謂之“深而幾”，《中庸》謂之“費而隱”，所以古人說“道心惟微”。人的生命得之生命大本，人生命中便有生命之理。但由於人的秉賦有厚有薄，人對生命之理的反應有過有不及，從而形成自身生命的自性。生命具有豐富性、多麵性、多層性，生命主體常常會被各種欲望所蒙蔽，這樣就出現了“人心惟危”。譬如我們要做一件事，常常有多種選擇，其中必有一個最佳選擇。而人臨事之時又常患得患失，影響著人的最佳選擇。因此，古人有了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憂者，憂道也。《論語·衛靈公》曰：“君子憂道不憂貧。”孟子將“道”具體到生命主體的修身之“道”，也就是《中庸》所言的“絜矩之道”，說君子有“終身之憂”，就是擔憂自己修身踐形不如別人。《孟子·離婁下》：“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周易·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詩經·小雅·小》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論語·顏淵》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春秋繁露·玉英》曰：“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化中有一個強烈憂患意識的傳統，而且尤其強調天子要有憂患意識。天子是天下之樞機，言語與行動關乎天下人的生命安危和財產得失。當權者必須清楚地意識到“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要時時處處都有憂患意識。董子所言“災異”，實際上就是人類的憂患意識的在天之“象”。《春秋繁露·二端》曰：
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為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誌，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重推效者哉！
蘇輿注雲：“此最得聖人誌災異深意。“災異”隻是在天之“象”，當權者見之，應該加強“自省”、“強勉”人事，“明善心以反道”。因為“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災異”的出現，客觀上是壞事，但人應靠通過自己的努力將其轉變為好事。“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春秋繁露·五行變救》。麵對災異，關鍵是要發揮人的主觀努力。如何變救？“救之者，省繇役，薄賦斂，出倉穀，振困窮”，“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省宮室，去雕文，舉孝悌，恤黎元”，“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束甲械”，“憂囹圄，案奸宄，誅有罪，搜五日”。董子的這種“變救”思想來源於《周易》。《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沒有絕對的凶卦，也沒有絕對的吉爻。人隻要能夠強勉、居正，總是能夠逢凶化吉。因此，古人說“善為《易》者不占”，“《易》無達占”《荀子·大略》和《春秋繁露·精華》。。《史記·殷本紀》記載：“帝太戊立伊涉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涉。伊涉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修其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春秋繁露·必仁且智》還記有楚莊王“禱而請”“災異”之事：“謹按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為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邪？不說吾過，極吾罪也。’”由此可見，古人見“災異”而內自省之觀念由來已久，並在古代社會有一定市場。漢武帝身處如此文化氛圍之中，自然也受其浸染。不然，以漢武帝之雄才大略，董子怎敢又怎能編造此說而加以糊弄？於此亦可見董子“災異”說之本意。自然災害在所難免，人應在災害麵前發揮人之主觀能動性，此乃董子立“災異”之象的本意，實與曆史中某些政治家（如王莽，如劉秀）借“災異”達私人之目的實不可同日而語。然而董子之“災異”說確實有些怪異，不免沾上“有神論”之色彩，金春峰先生已經明言之，今日讀者不可不自審視。綜上所述，董子的神靈之天、命運之天、目的之天、祥瑞之天、災異之天聯成一氣，其核心是人類的生命體驗，卻被裹上宗教之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