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我們對董子之“天”的理解再返回到董子著作當中，就會發現董子著作中的一些有爭議的命題，無一不可以得到較為合理的解釋。董子說《春秋》有“赴（起）問”，有“應問”《春秋繁露·玉杯》：“《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下麵就來看看我們對董子之“天”的理解，能否在董子著作中得到回應。一、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董仲舒傳》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此言最為後人所詬病。以今人的唯物辯證的眼光看來，世上萬事萬物都在發展變化。董氏說“不變”，似乎是典型的形而上學觀點。但是梁孔先生曾撰文指出，董子的這句話包含“天不變，道也不變”和“天若變，道也可變”兩層意思，並且他認為董子所強調的是“變”而不是“不變”。我們同意梁先生的觀點，並且想從根本上對此做進一步的分疏。如前所言，董子之“天”象征著生命大本，而“道”即是指生命的發展規律，表征著人們對生命規律的體驗。有生命就會有生命之道，董子的“道之大原出於天”，說的即是這層意思。隻要生命主體不變，則生命之“道”就應該不會變。譬如，小麥有小麥的生長規律，水稻有水稻的生長規律，小麥決不會按照水稻的生長規律生長。當然，有一天科技發達，小麥或許也可以按照水稻的生長規律來生長，但是那時小麥的生命已經發生變化，它的生長規律自然也隨著改變。可見董氏的“天不變，道也不變”，自有其合理的一麵。另一方麵，生命的根本特性即在於“變”，董子說“天不變，道也不變”，其實也是強調“變”。當然，董子在此關注的是社會問題。對於社會大生命而言，此一命題相對來說要複雜得多。從生命體驗的角度來說，任何社會都應盡最大可能地尊重人的生命，盡可能為每一個個體生命提供發揮生命潛力的機會，這樣社會大生命才能和諧發展。這是社會生命之大“道”，也是不變之“道”。這也就是董子反複強調的“仁義”之道：“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為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王以為治首。”《全漢文》卷二十四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他還說“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並將此“理”稱為王道之“大數”，“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春秋繁露·楚莊王》。。至於社會製度則是“道”的進一步物化的產物，應該隨時代的前進而變更，這就是董子提倡的“改製”。所謂“改製”即是“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等，而“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其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鹽鐵論·遵道》有一段文字：“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製之名，無變道之實。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此段文字也可與董子之語相證。董子說“天不變道亦不變”，與他主張的“有常有變”理論是相通的。《春秋繁露·竹林》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人生在世要持守不變之道，但又要有靈活的手段，兩者缺一不可。《春秋繁露·精華》曰：“《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所應堅守的不變之道，正是在靈活的手段中體現，兩者之間體用不二。董子這種有常有變理論，又是《易》理之一用。皮錫瑞在《經學通論·易經》中說：“即《易》以變易為義，而有不變者在也。”董子鑒於春秋戰國、秦漢之際的戰亂所帶來的人頭滾滾、生靈塗炭，他提倡“大一統”，強調“尊王”，目的是為了使人人都能有生命保障，使人人都能安居樂業，使人人都能被及道德教化從而成性成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