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處“五行”、“三正”與天聯係，亦可見出“五行”既與自然有關，又與宗教相連。而且《洪範》緊接其後還說了“五事”、“八政”，這就為後人將“五行”與人事相比附埋下了伏筆。此後“五行”說主要在民間流傳，孔子、老子絕口不提。趙岐說孟子通曉五經，尤其精通《詩》、《書》，這說明孟子受《書》的影響很大。孟子學說裏有“五行”思想。《荀子·非十二子》論思孟一派：“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倡之，孟軻和之。”《非十二子》是不是後人所作而混入《荀子》，曆來也有爭論，我們暫且存而不議。《非十二子》的作者，肯定能夠看見子思、孟子的著作中有“五行”說，故而才下如此斷語。而相傳是子思所作的《中庸》和流傳下來的《孟子》七篇都不見“五行”的蹤跡，隻有新近出土的《郭店楚簡》中有一篇可能是以“五行”名篇的文字。關於此篇，目前學界已經公認是在孟子之前子思學派的著作。。如果思孟學派的“五行”說隻是談“仁”、“義”、“禮”、“智”、“信”，也就談不上什麼“僻違而無類”雲雲。《非十二子》說思孟學派“案往舊造說”，“往舊”大概就是指早就在民間流行的“五行”說，思孟學派想將此引入倫理道德學說之中而創造新說，並且還說是孔門的真學問。這樣，《非十二子》加於思孟學派的罪名才說得通。有人從《孟子·萬章》與楚簡《五行》的關係，看出孟子襲用並發展了《五行》之說。邢文：《〈孟子·萬章〉與楚簡〈五行〉》，見《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二十輯。筆者以為，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分別引自《孟子·公孫醜下》和《孟子·滕文公上》。，與鄒衍“主運”盛衰說前後響應。雖然孟子著作中沒有明言“五行”，但是《漢書·藝文誌》提到“《子思》二十三篇”、“《孟子》十一篇”，或許論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的文字恰在散佚的篇章之中，也未可知。總之，孟子前後就有“五行”思想自不待言。《墨子·經下》曰：“五行毋常勝，說在宜。”此處的“五行”指金、木、水、火、土無疑，因為《經說》雲：“五合，水土火，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經說》中解釋的文字不太好懂，大概有殘簡。如與經文對照，大致的意思尚可通曉。我們知道，《墨經》是中國古代少有的注重邏輯的著作。當時很流行“五行”相生相克之說，《墨經》對此，提出“五行毋相勝”的觀點，《經說》就是為此觀點提出論據的。火勝金，也要看火與金的量的多少。炭多，則能“火鑠金”；金多，則隻會“金靡炭”。就像說水能克火一樣，並不是以“杯水”去澆滅“車薪”。由此可見，當時“五行”相生相克之說已頗為流行，所以《墨經》才站出來鄭重地論述此理。綜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陰陽”思想主要受《周易》學的影響而發展，“五行”思想主要受《尚書》學沾溉而流傳。在鄒衍以前，社會上就存在“陰陽”、“五行”思想的潛流，但兩者尚未聯姻，且它們都帶有宗教神秘色彩，主要在方士巫師手中流行，大概他們是想用玄妙的大道理以聳人聽聞。
自鄒衍開始，他將“陰陽”與“五行”合流，並將此流引向社會生活。“陰陽”、“五行”說的發展出現重大轉機。《漢書·藝文誌》錄：“《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惜其均已失傳，今人隻能從一些他人著述中窺其消息。《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曰：“齊有三鄒子，……鄒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史記·封禪書》曰：“齊威、宣之時，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齊人奏之。”《漢書·藝文誌》於“《鄒子》四十九篇”下注曰：“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引劉歆《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土德後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又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曰：“嚐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綜上述材料，可見鄒衍“陰陽”、“五行”說之大概。第一，其主要來源於方士之術。鄒衍是齊人，而齊國多方士，從後來使秦始皇、漢武帝受騙的方士多是齊人可知。以此聳動諸侯也是方士慣用的伎倆。第二，首次將“陰陽”、“五行”與人事政治相聯結。“陰陽”、“五行”說的長處在於解釋自然現象，“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史記·太史公自序》。。自然生命近乎機械運動，而社會生命變化無常，硬性地將兩者相比附，隻會窒息社會生命。所以司馬遷說：“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同上。如前所言，思孟學派也有可能將“陰陽”、“五行”引入了人事，但就現有材料來看，其引用還是不著痕跡。而鄒衍直接將兩者相比附，雖則“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但“其後不能行之”。第三，其“陰陽”、“五行”不過是一體驗之象。鄒衍是有感於當時的有國者奢侈淫佚，不能崇尚道德而施仁於百姓，所以才將人事與天道聯係起來，將人的一舉一動與被神聖化的生命大本聯係起來，其術顯得“怪迂”、“閎大不經”，“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可見鄒衍的“陰陽”、“五行”怪誕之說，隻不過一表意之“象”。司馬遷已看出這一點，他感歎“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皆無意於阿世苟合。而“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裏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鄒衍其言雖不軌，償亦有牛鼎之意乎？”《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鄒衍的“陰陽”、“五行”如“負鼎”、“飯牛”之類，也就是說“陰陽”、“五行”隻是達意的一種手段。第四，“陰陽”、“五行”說畢竟有潛在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