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存可靠的最早文獻資料是商朝的甲骨卜辭。這些出土文物雖然支離破碎，但從中尚可窺見，殷文化的核心是“帝”。郭沫若曾在《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一文中認為，“天”字雖然在殷商時代早已有之，“但卜辭稱至上神為帝，或上帝，卻決不稱之為天。第一，“帝”最早通“蒂”。甲骨文中“帝”其形體結構與許慎所引古文“蒂”約略可通。王國維認為“帝”即是“蒂”之本字，“象花萼全形”王國維：《觀堂集林》。。也就是說，“帝”字其形取草木逢春、萌蒂振萼之狀，其義當指事物生機初萌。由此引申出第二，“帝”指向生命大本。《周易·說卦》曰：“帝出乎震。”《正義》引王弼注《益》卦語：“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集解》引崔憬曰：“帝者，天之王氣也。至春分則震王，而萬物出生。”可見在古人眼中“帝”是指大自然中的生命主宰。鄭玄注《禮記》曰：“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詹鄞鑫先生據此認為：“天有生育萬物之功，故稱為帝，也就是說，帝的語源義是生命萬物。可見，第二義與第一義緊密相連。如此，我們方好理解《詩經·大雅·皇矣》中的一句話：“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大意是說不要人為的雕鑿，要順應生命本有的法則。第三，由於對生命的崇拜，導致對“帝”的崇拜，“帝”被提升為“至上神”。甲骨卜辭記載有殷人“卜”、“祀”的活動，其中大都涉及“帝”，都有一種神秘色彩。《詩經·大雅·生民》曰：“履帝武敏歆。”《詩經·商頌·》曰：“古帝命武湯。”鄭箋雲：“古帝，天也。”“帝”的此義很自然地就可以導出第四，“帝”指享受最高規格祭祀的先祖。《禮記·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鄭注雲：“同之天神。”《春秋繁露·王道》曰：“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藝文類聚》卷三十八引蔡邕《月令論》雲：“明堂者，天子太廟也。所以宗祀而配上帝，明天地統萬物也。”由此又可以進一步引申出第五，最高當權者自稱為“帝”。甲骨卜辭有殷末二王自稱為“帝”（帝乙、帝辛），《周易·泰·六五》有“帝乙歸妹”，《尚書·堯典》有“帝堯”、“帝舜”。最後，儒家又賦予“帝”新的含義。《經義考》載樊文琛《七經義綱》雲：“孔子曰：‘德合天地者稱帝。’”《文選》卷一李善注引《稽耀嘉》曰：“德象天地為帝。”經儒家的解釋，“帝”已少了神秘的色彩，而有了人文的意味，這與中國古代文化由宗教到理性的演進是同步的。總之，“帝”義演進大略如此，可以說“帝”也是先人的一種生命體驗的表征。甲骨卜辭中並非沒有“天”的蹤跡，但“天”遠不及“帝”的地位崇高。如果說商文化的中心是“帝”，那麼周文化的中心便是“天”。隨著在武力上周取代殷，在文化上“天”也就逐漸地取代“帝”。隻要翻一翻《尚書》、《詩經》中有關周文化的文獻，我們自然可以得到明證。周人認為周文王得到了“天命”，《詩經·大雅·大明》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尚書·康誥》曰：“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於是周伐殷也就是順“天”而行。《尚書·牧誓》曰：“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周書·大誥》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周之當權者隻要有大的舉動都要以“天命”作號召。《尚書·洛誥》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配，休！”《尚書·多士》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周人恐嚇其他諸侯也是要運用“天”的名義。《尚書·多方》曰：“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於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乃有不用我降父命，我乃其大罰殛之！”不用再多舉例，可以看出“天”確實占據了周人的話語中心。考察《尚書》、《詩經》中的“天”，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周人多是強調“天命”的神秘可畏。雖然也有例子說明周人已賦予了“天”以人文色彩，如《尚書·召誥》曰：“天亦哀於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詩經·大雅·烝民》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詩經·大雅·板》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這些資料都可證明周人已將敬德與畏天聯係起來。但是周人運用“天”主要還是強調它的神秘的宗教意味，所謂“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尚書·大誥》。，此句話中神秘色彩更濃。可以推想，在生產力非常低下的周代，人們對電閃雷鳴、風雨交加的變化莫測的自然之天隻能感到神秘而懷著敬畏之情，不得不感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詩經·周頌·維天之命》。第二，《尚書》中的資料表明，似乎在周以前，古人就在強調神秘的“天命”。如《尚書·皋陶謨》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再如《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對此，筆者以為《尚書》中有關周以前的資料如《虞書》、《商書》等，肯定是經過周人的加工。關於此點，甲骨卜辭是最好的參照係。甲骨卜辭是殷人最可靠的資料，而其中並不見“天命”色彩。《尚書》中有關堯、舜、禹及殷商的文獻，大概最初是口耳相傳，至周代才被當時人用文字記錄在冊，因而其中不免著上周人的“天命”色彩。陳夢家認為：“卜辭的‘天’沒有作‘上天’之義的。‘天’之觀念是周人提出來的。郭沫若《先秦天道觀之進展》曾據此點，認為《今文尚書》中商書之《微子》、《西伯戡黎》、《高宗彤日》、《盤庚》和《湯誓》以及《禮記》《大學》《緇衣》所引太甲、《孟子·萬章》篇所引之伊訓、《墨子·兼愛》篇所引之湯說都有‘天’字，都不能信為殷人的原作。他後來對此說雖加以修改，但我們認為還是正確的。周人同樣也強調“帝”的崇高性，不過是常常同“天”一道出現的。如《尚書·康誥》曰：“惟進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又如《詩經·大雅·文王》曰：“上帝既命，侯於周服。侯服於周，天命靡常。”由此可見，中國文化發展的一種顯著特色：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對其他民族的文化，不是采取滅絕而後快的態度，而是采取兼收並蓄、為我所用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