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一點，從龍--帶有明顯綜合性質的中華民族的圖騰--的形成過程可以得到明證。在周文化中，“天”能取代“帝”，一方麵，固然是由於周比殷勢力強大。任何文化的強盛，常常要以武力、經濟等物質基礎來支撐。從曆史中看，漢、唐文化之所以對朝鮮、日本、越南等周邊國家發生重大影響，很重要的原因是得力於漢、唐強大的國力；從現實中看，當今美國文化風靡全球，很大程度也是得力於美國國力的強盛，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另一方麵，如果“帝”通“蒂”之說成立的話，“天”所表達的氣象的確比“帝”宏大。如果“帝”不通“蒂”而隻是一個觀念性的東西，它沒有具體形象，不符合中國古人具象思維的習慣。而“天”高高在人的頭頂之上，確實容易造成一種神秘莫測之感；人抬頭就能望著天，也容易產生一種敬畏之情。總之，周人稱“天”，而“帝”的意思已經包含其中。程伊川在《易傳》開卷釋乾曰：“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此言天、帝之別，亦可備一說。周人強調神秘之“天”。但隨著周王朝的日漸式微，周人所建立的“天”之神聖性也隨之發生危機。在社會的下層就醞釀著一股怨天的情緒，在《詩經》的《國風》、《小雅》《詩經》中的《國風》、《小雅》反映的是下層人的思想感情，這是學界的共識。中最能看出這一點。《詩經·邶風·北門》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詩經·小雅·節南山》曰：“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詩經·小雅·雨無正》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誦讀這些詩句，我們會感受到其中對“天”的怨恨、懷疑、責問，這實際上是對“天”的神聖性的挑戰。到了春秋戰國，隨著周王朝的徹底崩潰，社會進入大動蕩大碰撞的時代，王官之學也散落民間。身處社會下層的知識分子，更多的是關注人事，如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孔子也不是不敬畏“天”，但其“天”已少了些神秘色彩，而帶有更多理性的成分。孔子處在亂世之中，救世唯恐不及，故而他罕言“天”。老子側重於談“天”，但他以“道”統“天”，理性的意味更是強烈。總之，春秋戰國之際，“天”的觀念之神秘色彩淡化，而理性成分增多。
正文 第三十一章（2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