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詮釋學的角度而言，任何文本解讀都必須奠基於一個前理解。也就是說，前人對《春秋》的理解，常常影響著後人詮釋《春秋》的方向。對於董子而言，這種影響主要來源於《春秋》公羊學。孔子作《春秋》，弟子傳《春秋》，於是形成《春秋》學。當時由於多種原因，如客觀的書寫不便，主觀的保身避禍，《春秋》學主要靠口耳相傳。傳至戰國中晚期，《春秋》學已有多種派別。《漢書·藝文誌》曰：“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到漢代，《春秋》學的各種傳本，陸續“著於竹帛”從而形成各種文本，《公羊傳》即是其中的一種。需要注意的是，《公羊傳》隻是將口耳相傳的《春秋》公羊學中一部分內容“著於竹帛”，還有一部分內容仍靠口耳相傳。理解這一點很重要，就不會誤解為《公羊傳》是董子所作。《公羊傳》究為何人述作，現有三種說法：第一，認為是公羊高。《漢書·藝文誌》著錄《公羊傳》十一卷，並自注：“公羊子，齊人。”顏師古注曰：“名高。”顏注認定公羊子名高，大約是受王充影響。《論衡·案書》曰：“公羊高、穀梁置、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在此，王充將公羊高與胡母子都相提並論，大概認定公羊高是漢代傳《公羊春秋》學者。第二，認為是公羊壽及胡母子都。何休《公羊解詁序》曰：“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徐彥在其《春秋公羊解詁疏》中，錄《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於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其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讖。”這裏將公羊高定為子夏學生。此說影響甚大，以致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序錄》說：“公羊高受之子夏。”而且《戴宏序》還厘定了一個明晰的《公羊春秋》學的傳授係統。但今人對此家譜式的傳授係統多持懷疑的態度。第三，認為是董子。金德建、周桂鈿兩位先生先後撰文，力駁《戴宏序》說，並斷定其為董子所述作。筆者同意金先生、周先生對《戴宏序》的駁議《戴宏序》言《春秋公羊》學傳承世係實不足據，崔適在《春秋複始》卷一《序證》中、徐複觀在《兩漢思想史》卷二中都詳細辯駁之。，但對二位先生的結論--即認定《公羊傳》是董子述作，則不敢苟同，其理由有如下幾點：其一，若是董子所述作，《史記》、《漢書》都有記錄董子的傳記，如此重大的文化事件，為何均隻字未提？其二，董氏《春秋繁露》常援引《公羊傳》文以證明自己的觀點，如《春秋繁露·玉杯》曰：“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又如《春秋繁露·盟會要》曰：“《傳》曰：諸侯相聚而盟。”董子將所引的《公羊傳》文字，與《春秋》經書等量齊觀。他說：“於乎！為人師者，可無慎邪！夫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春秋繁露·重政》。此足說明董子作《春秋繁露》之時，就有《公羊傳》傳本存在，而且在當時的學界已經相當流行，被人們所普遍認可，這樣董子的引用才能有說服力。若《公羊傳》果為董氏所述作，又引來為自己議論張本，於一般情理不合，其說服力也將大打折扣。
說明《春秋繁露》是在《公羊傳》基礎之上對《春秋》作進一步的闡釋發揮。若《公羊傳》果為董氏所述作，不應該“有救正之者”、“有推補之者”。康有為《春秋董氏學》排比了董子與《榖梁傳》、與劉向《說苑》、與何休《解詁》相同者，指出其皆出《公羊傳》以外。康有為以此證明董子實得《春秋》口傳，我們也可以以此證明董子《春秋》學與《公羊傳》確有不同。其四，金先生、周先生證明《公羊傳》作為董子述作的理由不充分。說董子能夠“明於《春秋》”《史記·儒林列傳》：“漢興至於五世之間，惟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說漢代公羊學傳授出於董子《史記·儒林列傳》：“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仲，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這些於史皆有據，但均不足以證明董子述作《公羊傳》之直接證據。金先生尋找到的直接證據是《史記·儒林列傳》中的一句話：“自公孫弘得用，嚐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金先生文中說：“‘集比’意思等於‘屬辭比事，《春秋》教焉’，專門指研治《春秋》的一種方術。而‘集比其義’指分析條舉《春秋》大義。這樣就可知，《公羊》學已經進展到了不止口頭講講的地步，‘集比’是分析條舉為具有成文的書本產生。”如此解釋“集比”，似乎不妥。我們認為“集比”是“集中比較”之意。《史記·儒林列傳》在這段資料之前，先敘述董子、胡母子都、瑕丘江生三家的《春秋》學，然後才言及公孫弘“嚐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這裏明顯是“集中比較”幾家之說，最後擇優選擇董子學說。周桂鈿先生也是這樣理解“集比”之意，他說：“公孫弘拿這兩種版本（或者還有別的傳本）進行比較，選擇了董仲舒的傳本。”但是周先生斷定公孫弘比較的是為了選擇傳本，而董子的傳本就是《公羊傳》。對此，筆者不敢苟同。當時公孫弘“集中比較”，不一定是為了選擇傳本，而是要確定官方的《春秋》學。雖然在戰國中後期《春秋》學就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但是在漢武帝時代最有影響的還是“公羊”、“穀梁”兩家《漢書·藝文誌》：“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公孫弘當時“集比”可能主要是比較董子為代表的《春秋》公羊學與瑕丘江公為代表的《春秋》穀梁學。再者，當時比較不是依據傳本，而是依據當庭辯論。《漢書·儒林傳》曰：“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呐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可見，從上引《史記》的那段材料中，我們還不能推定《公羊傳》即是董子所述作。由上四點，筆者以為《公羊傳》並非董子所述作，在董子解讀《春秋》之前就已存在。《公羊傳》應為公羊高所述作，而此公羊高生活在漢代。《論衡·案書》曰：“公羊高、穀梁置、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又曰：“公羊高、穀梁置、胡母氏不相合。”可見王充認為《公羊傳》的作者是公羊高。將公羊高與胡母生相提並論，也就說明公羊高是漢代的傳《春秋》者。董子大概是直承公羊高之《春秋》學，所以王充將二人聯提。